春秋史與春秋文明

　　《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夏史與夏代文明》《商史與商代文明》《西周史與西周文明》《春秋史與春秋文明》《戰(zhàn)國史與戰(zhàn)國文明》，是中國先秦史學會組織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這套書的誕生，有著時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機緣。近年間，隨著中國國勢走向振興，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越來越受到世人關注。這對于中國這樣具有深厚悠久歷史基礎的國家來說，應該說是必然的。綿延連續(xù)，從未斷絕，乃是中國傳統(tǒng)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國，不能不求諸歷史，而且必須上溯其歷史長河，以追尋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時期。自從二十幾年前的“文化熱”，直到最近盛興的“國學熱”，貫穿著對中國傳統(tǒng)的反思和探究，也總離不開先秦時期種種問題的討論。工996年，作為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一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結合的大型科研項目，總目標是使作為先秦時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學進一步量化，為更好地研究古代歷史文化、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fā)展打下良好基礎。2000年新世紀降臨之際，“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通過驗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國先秦史學會同人不少參加了有關工作，獲有啟發(fā)，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勵。經(jīng)過再三醞釀，于是擬定編寫這套《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的計劃。這個計劃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專家的支持，終能將這六卷本的系列貢獻給讀者。中國久遠的歷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學術界長期探討的問題，學者們見仁見智，各持己見，但是無論如何，先秦時期和秦漢以下之間總是有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歷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著較大的差異。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傳世文獻的有限，不能如秦漢以下那樣以載籍為主體，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學等學科的成就。具體來說，先秦史又可大致劃分兩大階段：從遠古以至唐、虞，是所謂傳說時期，與后來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這只是根據(jù)現(xiàn)有研究情況來講的，兩階段間并沒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沒有可能劃下來，和三代合為“四代”，像《大戴禮記》說的，便很值得斟酌。不管是傳說時期，還是后來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徑上都需要多學科的交叉，主要是歷史學與考古學（還有與考古學密切關聯(lián)的古文字學）的結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學》一文中講道：“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只是物質的遺存，這包括遺物和遺跡。所以它和利用文獻記載進行歷史研究的狹義歷史學不同。雖然二者同是以恢復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為目標，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子的兩輪，飛鳥的兩翼，不可偏廢，但是二者是歷史科學中兩個關系密切而各自獨立的部門。”我個人體會，夏鼐先生不僅講了考古學作為學科的獨立性，也非常生動地說明了它和歷史學（狹義）相輔相成的關系。多年來先秦史研究的前進，正是靠著這“兩輪”、“兩翼”。即使是傳說時期，情形也是如此。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古史傳說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機會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講，談及炎帝、黃帝傳說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國維、徐炳昶、尹達等先生的觀點。大家熟悉，王國維先生工925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他針對當時關于古史的討論，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總是史實和神話交綜在一起，其間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實的“素地”，也即歷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證》中，還專門提出文獻與地下材料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jù)法”。到1936年，出版了兩種有關這一問題的書，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和尹達先生的《中國原始社會》，兩者都接續(xù)和發(fā)展了《古史新證》的觀點，主張將古史傳說的研究與考古學成果互相結合融會。撰著《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的各位先生，對于各卷涉及的學術問題都能抒發(fā)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視野弘闊，精義紛呈。如果說有什么共同點的話，我想就在于把歷史學和考古學緊密結合起來，努力為先秦史的進展開拓一個新境界。在這里，我謹代表中國先秦史學會，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時也要感謝策劃和出版這套系列圖書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給予的大力幫助。

暫缺《春秋史與春秋文明》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