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李白精神和人格來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對象置于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大視野下，來探討李白文化的歷史價值、現代意義乃至未來意義，從而汲取其積極內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義十分深遠。因此，我們決不能以實用主義或急功近利地看待這件事，不能希圖這種研究的應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圖李白成為一個當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對“李白文化”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的清醒認識。其次，是實證性研究方面的成果。這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楊栩生、沈曙東《李白（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詩題辨識》（以下簡稱“楊文”）。這是一篇挑戰(zhàn)性與嚴謹性兼具的論文。《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是李白的名作，為古今讀者所熟知。然而，自從詹鏌先生l983年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李白（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應是（陪侍御叔華登樓歌>》一文后，其結論遂為李白研究界以至唐詩研究界普遍接受。二十多年來，學界鮮有不同意見。楊文可以說是首次與詹鏌先生權威性的觀點進行認真商榷，因而具有挑戰(zhàn)性。楊文考證之嚴謹，可于幾處著力點見之，如：《文苑英華》題注“集作宣州謝跳樓餞別校書叔云”，所指“集”即始于樂史，終于宋敏求、曾鞏的《草堂集》；“蓬萊文章”點出了李云校書郎的身份；李華雖擅纂碑銘，但并不聞名于李白之時，其揚名是至德二載以后事，所以，《文苑英華》以“蓬萊文章”為“蔡氏文章”屬編纂之誤；《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與《餞校書叔云》非一時一地之作，等等。這些考證都很見功力。楊文既出，無疑將引起人們對此詩題目乃至內容的進一步思考和認識。由于李白生平家世及詩文版本等傳世原始資料有限，實證性研究在李白研究中一向具有“攻堅”性質。這些年來，研究者們在前人基礎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這種情勢下，每前進一步都非易事。因此，我們決不要心存僥幸，不要指望突然間會有驚人發(fā)現。只有付出較之前人更為扎實而嚴謹的功夫，才可能有或大或小的收獲，而每一或大或小的收獲都是令人欣喜的。楊文在這方面正是一個成功的范例。楊文之外，康懷遠《“專車之骨”臆釋——兼談李白的大賦情結》和殷春梅《李白（橫江詞六首）與橫江風波題材詩歌》在實證性研究方面也各有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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