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有兩個時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發(fā)生與外部世界(異域)的頻繁遭遇,進而相互影響并導致劇烈的文化轉型。個時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的傳播和興盛而導致對中亞、南亞、東南亞的“發(fā)現(xiàn)”,求道的僧人如法顯等等遠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徑三十余國,歸國后除帶回經文外,還有記錄個人經歷的游記《佛國記》傳世;而當時還被北方高門顯貴視為化外蠻夷之地的長江之南,隨著東晉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觀看”,變成了陌生又新鮮的“風景”,王羲之等的“蘭亭雅集”和謝靈運的山水詩應運而生。另一個時期是19世紀的晚清,西方的船堅炮利帶來了近現(xiàn)代史上次大規(guī)模的西學東漸,也讓國人對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生出無窮的遐想和行動,進而開啟了一個世紀轟轟烈烈的文化轉型和社會巨變,這是我們更為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