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新解（精裝）

　　《論語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chuàng)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難備列。程式《集釋》篇幅逾兩百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為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說?；蚰车闷涫欢?，某得其十之八九?；蚰车闷淙亩车闷淞?。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幾所采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fā)。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于前，續(xù)加融貫之文于后。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于讀者之精契與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體求簡要，辭取明凈，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語》本義為主。雖違前軌，亦具微衷。抑如未注，義詁事?lián)?，多本漢儒，亦不逐一標明。惟引宋儒之說，始必著其姓氏，以見其為一家之解。余書非欲成一家言，僅求通俗易誦覽，自不必一一征引出處。倘讀者必欲追尋本原，則上舉三書與程氏之《集釋》具在，循此蹤跡，宜可十得七八。縱欲掠美，實亦無從爾。抑余之為新解，亦非無一二獨得之愚，越出于先儒眾說之外者。然茍非通觀群言，亦無以啟發(fā)新知。眾說己見，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煩徑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魚兔。魚兔既獲，筌蹄可棄，故亦不一一標出也。本書*先屬稿在1952年春，當時力求通俗，專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復悔之。意謂解《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為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yǎng)亦減。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確切。雖讀者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雜少閑，乃遂擱置。嗣于1960年赴美講學耶魯。課務不迫，乃決意改撰，獲成初稿。自美歸后，又絡(luò)續(xù)修訂，前后三年，粗沒于定。惟體例則一仍*先之舊。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釋，又次綜述一章大旨，*后為《論語》之白話試譯。全書篇幅，當不出三十萬字。其果可以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歸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謹以待讀者之審正。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chuàng)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準備列。程式《集釋》篇幅逾兩百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為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凡所采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fā)。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于前，續(xù)加融貫之文于后。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于讀者之精契與密悟?！　墩撜Z》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兼讀注。歷代諸 儒注釋不絕，*著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wǎng)羅漢懦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論語》古往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為清代考據(jù)家言一結(jié)集。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經(jīng)注疏》中，宋以前人讀《論語》，大率必讀此書。明清兩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讀《論語》必兼讀朱注，已八百年于茲。朱注不能無誤，清儒考據(jù)訓詁之學度越前人，朱注誤處均經(jīng)發(fā)正。而清儒持漢宋門戶之見過嚴，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異，轉(zhuǎn)復失之者。其所駁正，亦復眾說多歧，未歸一是。又考據(jù)家言，辭煩不殺，讀者視為畏途。故今社會流行，仍以朱注為主。　民國以來，閩縣程樹德為《論語集釋》，征引書目，凡十類四百八十種，異說紛陳，使讀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來精，轉(zhuǎn)為其失。故《論語》雖為一部中國人人必讀書，注《論語》者雖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則仍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為《論語》作新解，事有兩難。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墩撜Z》距今兩千載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劉氏《正義》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時代變，人之觀念言語亦多隨而變。如何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也。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蘇無錫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镠之后。 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學術(shù)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1930年因發(fā)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后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西南聯(lián)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云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1967年遷居臺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教授。 1990年在臺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 。他畢生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高舉現(xiàn)代新儒家的旗幟，在大陸、香港、臺灣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shù)通義》等。 此外還有結(jié)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