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全集（第11卷）

　　《竺可楨全集》收錄迄今可見的竺可楨文稿約2000萬字，共24卷。第1—4卷為學術論文、大學講義、科普文章、演講詞、工作報告、思想自傳、信函、題詞、序跋、詩作等；第5卷為外文著述；第6—21卷為1936—1974年的日記；第22—24卷為補編。各卷附珍貴歷史照片。本書為第11卷，收錄1948—1949年的竺可楨日記。1948年1月底，“在校十二載，已屬憂患余生”的58歲的竺可楨，“擬于四月間辭職”——“抗戰(zhàn)時期，日在流離顛沛之中，抗戰(zhàn)勝利以后物質條件更壞，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學生政治興趣濃厚，如此環(huán)境，實非書傻子如余者所可勝任，故擬早避賢路。”內戰(zhàn)加劇，物價飛漲，為了維持正常的教學活動和師生員工的基本生活，校長不得不圍繞“款”字轉。對外向銀行乞貸款，“向省府要米”，對內壓縮開支，甚至“擬以現(xiàn)有校中存款購米、柴、油等各項，以備不虞”。他更為苦惱的還是如何應對發(fā)生在“外人以浙大為共產黨之集中地”中的政治沖突。在杭州，面對學潮，他認為學生可以發(fā)表政治見解，但不能在校園中從事政治活動，同時又堅持“校中并不知誰是蓄意搗亂的共產黨……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在矛盾激化的情況下，他寧肯受學生的包圍而反對軍警入校捕人。他勉力維持被起伏不斷的學潮所沖擊的教學秩序，不肯屈從于國民黨政府鎮(zhèn)壓學潮的指令。 在與國共兩種政治勢力周旋的過程中，竺可楨堅守崗位，愛生護校，顧全大局，不亂方寸，對腐敗專制的國民黨政權感到絕望，對繼續(xù)主政浙大和實現(xiàn)自己的教育理想喪失了信心。1949年4月底，長校整整13年的他不得不離開浙大。 1949年5—6月，竺可楨潛居于上海避險，不去臺灣。在政權更迭的隆隆炮聲和相繼而至的朗朗歌聲中，經過短暫的觀望之后，欣然走進了參與建立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籌劃新中國科學事業(yè)的行列。在上海，他竟能在炮火連天的日子里潛心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問題。當上海人民慶祝解放之時，他以歷史見證者的口吻評述：“民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茖W對于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自7月起，竺可楨記述參加的主要活動有：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議，中蘇友好協(xié)會發(fā)動大會，“科代會”發(fā)起的東北參觀團，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10月16日，竺可楨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已有機構以及靜生生物調查所、地理研究所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竺可楨以自己在科教界的崇高德望、淵博學識和廣泛聯(lián)系，在整合機構、凝聚隊伍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年底，竺可楨定居于北京地安門附近的中國科學院第一宿舍內（直至去世）。在家庭成員中，其于1949年6月驚悉久已失去聯(lián)系的長女竺梅于此前的1948年9月在解放區(qū)大連病逝。

　　竺可楨（1890—1974），中國現(xiàn)代氣象學、地理學的一代宗師，卓越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國科學社社長、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在氣象學與氣象事業(yè)、地理學與自然資源考察、科學史、科學普及、科學教育、科研管理和諸多科學文化領域皆有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