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圃醫(yī)案

　　《素圃醫(yī)案》（1707年）4卷，鄭重光氏定居揚州30年，治驗效案繁多，剔除“即用先圣成法與治合丹溪，后人不盡?；笾C”，專擇“亢害疑似之證”匯成，以示后學。選案多以溫補見長，尤多用姜附起病，是新安醫(yī)學中溫補培元派代表人物之一。鄭氏還撰有《瘟疫論補注》2卷，參校柯韻伯《傷寒論翼》2卷。有《鄭素圃醫(yī)書五種》傳世。學術思想特色：素圃曰：“夫人身命之所系，陰與陽而已。陰陽和而生意遂焉，偏勝則害，湯液所以救其偏而和之也。”他否定了朱丹溪的“陽常有余，陰常不足”論：“自朱丹溪殿于張劉李三家之后，成一家之言而為之說，引日月之盈虧，以喻陽常有余，陰常不足，遂印定后人耳目，專事苦寒以伐真陽。嗚呼，夫人身氣血之所偏，而率皆陽盛而陰虛也，丹溪之治亦無誤焉？不然！真陽既虧，而復甚之苦寒以伐之，其亦不仁甚矣。經(jīng)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又曰：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曰平，則不欲過盛可知；曰秘，則當寶護可知；曰離決乃絕，則陰精不獨絕可知，陽氣亦離決可知。然則圣言具在，司民命者且必專事苦寒以伐真陽也耶？張介賓有言：劉朱之論不息，軒岐之澤不彰。辭雖過激，用意良深。”素圃認為，陰“曰平，則不欲過盛可知”；陽“曰秘，則當寶護可知”，顯示了重視陽氣的觀點。素圃雖然崇重陽氣，但絕不拘泥于此，“先生非膠柱而鼓者也”（《素圃醫(yī)案·許序》）。素圃亦自稱“自軒岐以來，圣神輩出，悉皆兼收并蓄，待用無遺，而曾不敢為畫一之規(guī)，使去溫取寒，存補廢瀉者。”通觀全案，素圃顯然是陰陽分治，陰證扶陽，陽證益陰，從不混淆，更未以扶陽法統(tǒng)治諸病。從《素圃醫(yī)案》中，可以看出素圃擅用附子的特點，體現(xiàn)在廣用、重用、專用幾個方面。無論傷寒、暑證、瘧疾、痢疾、中風、男病、女病各種病癥，素圃以姜附熱藥投治者居多，比比皆是，尤其若與吳門時醫(yī)相比，這種擅用熱藥的特點就更突出了。素圃精于傷寒，著有《傷寒論條辨續(xù)注》《傷寒論翼》《傷寒論證辨》等書。“仲景東垣，則先生之濂洛也”（《素圃醫(yī)案·許序》）。其對陰火的辨識有著豐富獨特的經(jīng)驗。在《傷寒證辨》中有一段論述，比較全面的揭示了陰火的辨識：“人身陽不盡不死，陰不勝不病，故賤陰而貴陽。陽因汗越則益燥，再服苦寒，陽氣愈消則致耳聾、昏睡似少陽；冷極于內(nèi)，逼陽于外，則發(fā)為陰斑似熱；下冷，陽厥于上，則渴而欲飲，腎水凌心則舌黑；太陰寒，津液不上輸，則舌黑而燥似火；少陰寒水上逼心火，則發(fā)聲為笑似痰；寒不外解，傳入厥陰，則下利膿血似痢；寒中肝，則氣上逆而吐血；形寒飲冷傷肺則咳似虛勞；寒中太陰，宜溫胃，誤消克則傷陽而傳少陰；腐氣本于腎，腎邪逼真氣上出于口，則口臭似胃熱；寒氣上參陽部，則胸背脹，婦人往往有之似肝氣。凡此陰證似陽，皆宜憑之以脈，脈沉緊或散大，宜從陰治；投以陰藥則危。”整理者待定。

　　鄭重光（1638－1716年），字在辛，又字素圃，晚年號完夫，歙縣中山人。鄭重光早年喪父，繼之自己患病5年，飽受疾病磨難之苦，乃發(fā)奮學醫(yī)。上朔軒歧，下迄清初，莫不精心鉆研，并虛心向名家和前輩討教，對他人的診療經(jīng)驗，能認真考察，仔細思索，以求其所以然。臨證謹慎周詳，擅治傷寒、溫病。寄籍江蘇儀征、揚州等地，《揚州府志》載：“儀征人，始居瓜洲，繼遷府城（揚州）。”“其醫(yī)克紹吳普（華佗弟子）、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儀征縣志》載：“歿數(shù)十年，黃童白叟無不知其名字。”。以醫(yī)名世50年，并著有醫(yī)書五種。素圃習醫(yī)并非偶然，“同里后學許彪”在為本書作序時稱：“先生早年痛其尊公先生即逝，自傷為人子而不知醫(yī)，旋又自膺？M疾，復苦醫(yī)之多不精脈，不達陽生陰長之故，……遂致宛轉(zhuǎn)于藥爐間者凡五年。用是憂愁發(fā)憤，恣意搜討，上自軒岐，下迄近代，不遺余力，一旦確然有以會其指歸。夫五年之久，切身之？M，其間四時之更迭，七情之感觸，標本虛實，藏腑傳變，方劑損益，無不飲食寤寐，甘苦親嘗。”最終修成正果：“具卓然之識，而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故其視人病，不啻見垣一方。茍非司命，無奈之何，先生莫不使之霍然而起。”可知療效之高。素圃治學，“靈經(jīng)素難，先生之六經(jīng)也。仲景東垣，則先生之濂洛也”（《素圃醫(yī)案·許序》）。尤精于傷寒，著有《傷寒論條辨續(xù)注》《溫疫論補注》《傷寒論翼》《傷寒論證辨》等。著作：《傷寒論條辨續(xù)注》、《傷寒論證辨》、《瘟疫論補注》、《素圃醫(yī)案》、《傷寒論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