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Kathryn Olivarius為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牛津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內(nèi)戰(zhàn)前美國南部、加勒比海地區(qū)、奴隸制以及疾病史。本文是AHR Online（《美國歷史評論》電子版）的首篇文章，經(jīng)作者授權，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徐言翻譯，杜華校對。本文原題“Immunity, Cpital, and Power in Antebellum New Orleans”，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如今，在紙質(zhì)文章和書評之外，學術出版物也越來越要求數(shù)字化的內(nèi)容。多數(shù)時候，這種內(nèi)容僅僅是印刷品的數(shù)字化，AHR也不例外。
然而，數(shù)字化的內(nèi)容可以做的比簡單復制要多，它還能為印刷品提供補充。當許多歷史工作要涉及大量圖像檔案的時候，情況尤其如此。一篇典型的AHR文章也許會有2-3幅插圖。這些圖像可以豐富文章，但很少作為闡述的中心。然而，目前一家具有奉獻精神的網(wǎng)站已經(jīng)和雜志社進行合作，為在AHR上額外刊登以圖像檔案為中心的文章提供可能。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設置可以使學者們更加容易和廣泛地刊登文章。那些對這種數(shù)字化的補充感興趣的人，也許會在接下來對紙質(zhì)文章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作為對AHR的特殊數(shù)字化補充的開始，我們刊登斯坦福大學Kathryn Olivarius的圖像短文，這篇短文是她在2019年4月的文章《內(nèi)戰(zhàn)前新奧爾良的免疫力、資本和權力》以及她在AHR的訪談的姊妹篇。Olivarius認為，19世紀的新奧爾良，沼澤叢生，在時人看來，有些人可以適應黃熱病，在經(jīng)歷這種經(jīng)歷由蚊蟲傳播的疾病后能存活下來， 這足以表明，前往那里謀生是一種有計劃的冒險行為。這些付出健康的白人將此看作一次有價值的投資，他們因此有資格去追逐奴隸制資本主義下的經(jīng)濟利益。
在1803年冬季，購買路易斯安那的消息震驚了美國。隨著阿拉巴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德克薩斯這些未來的州被美國控制，野心勃勃的白人移民們開始夢想通過經(jīng)營糖和棉花，在那里獲得起加勒比群島式的巨額財富。新奧爾良是其中最大的收獲：作為一個重要的軍事和貿(mào)易港口，它為整個密西西比河谷的富人們充當“西部大商場”的角色。
這是新奧爾良的鳥瞰圖，自南向北跨越密西西比河，一直到龐恰特雷恩湖。這幅畫細致展示了許多城市景觀，包括位于運河街老廣場（Vieux Carré）的圣路易斯大教堂，以及正快速興起的第二市政區(qū)（Second Municipality），這一區(qū)域最初就被美國移民而不是克里奧爾人占據(jù)。汽船一年到頭都在攜帶物資和乘客擠入密西西比河與沿岸碼頭，這為夏季尾聲的黃熱病提供了完美的生長土壤。位于畫面前排顯著位置的是麥克唐諾維爾的海軍醫(yī)院，它以大商人、奴隸主兼政治家，同時還是新奧爾良首富的約翰·麥克唐諾（John McDonogh）的名字命名。（John Bachmann, Bird's-Eye View of New-Orleans, lithograph, 1851. The 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https://www.hnoc.org/birds-eye-view-new-orleans.）
從購買路易斯安那到內(nèi)戰(zhàn)爆發(fā)，至少50萬白人移居新奧爾良，使這座城市成為僅次于紐約的第二大移民目的地和美國最大的城市之一。此外，成百上千黑人奴隸被強制運往新奧爾良，在這個全國最大的奴隸市場中交易。他們在亞熱帶悶熱的陽光下采摘棉花、砍甘蔗，使下南部地區(qū)（Deep South）的白人種植園主、金融家和商人成為內(nèi)戰(zhàn)前美國最富裕的一群人。
1873年，法國藝術家埃德加·迪加斯（Edgar Degas）花費數(shù)月在新奧爾良拜訪他的叔叔米歇爾·米松（Michel Musson）。后者是一名棉花代理商，他的辦公室在卡龍德萊特大街407號（407 Carondelet Street），第二自治區(qū)（the Second Municipality）的中心，也就是圖中顯示的地方。在完成這幅畫之前，米松的公司已經(jīng)破產(chǎn)。畫中的場景同時展現(xiàn)了資本家的能量和氣候所致的沉悶氛圍：當一些人在為棉花進行分類和等級之時，另一些人則閱讀著皮卡尤恩報（Picayune，新奧爾良當?shù)氐膱蠹垼趤啛釒夂虻膼灍嶂谢杌栌?。這是迪加斯賣給博物館的第一幅畫作。（Edgar Degas, A Cotton Office in New Orleans, 1873.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Pau, France.）
然而，在購買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國人很快就遭遇了在整個19世紀折磨新奧爾良及其腹地的問題：這座城市是一個巨型屠宰場，新移民中有近半數(shù)因黃熱病可怕地死去。每隔幾年，這種災難都會流行，有時甚至會殺死8%的新奧爾良人，讓無數(shù)活人成為孤兒寡母。在以德國人和愛爾蘭人為主的擁擠社區(qū)，近三分之一居民死亡。1853年，大約12000名新奧爾良人死亡（占城市人口的10%），與此同時，更多人死于阿拉巴馬的莫爾比（Mobile, Alabama），路易斯安納的巴吞魯日（Baton Rouge, Louisiana），密西西比的納奇茲和維克斯堡（Natchez and Vicksburg, Mississippi）以及德克薩斯的加爾維斯頓（Galveston, Texas），這一年的流行病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美國人的帝國夢為流行病的噩夢所籠罩。
圖中的男人已進入黃熱病晚期，眼睛和鼻孔開始出血。他的皮膚也呈現(xiàn)淡黃色，這是黃疸的表現(xiàn)，是黃熱病的常見癥狀。（“Features, complexion, and haemorrhagic appearance of a Madeira immigrant in advanced stage of yellow fever,” in Daniel Blair, Some Account of the Last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British Guiana (London, 1850), Plate IV.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fesf9th3.）
流行性黃熱病的爆發(fā)需要三個條件：大量蚊子的存在；龐大、極度擁擠且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熱帶或亞熱帶的氣候。在整個19世紀，黃熱病是下南部地區(qū)生活中無可避免的一部分，也導致了新奧爾良幾乎持續(xù)的恐慌。沒有治愈的手段，沒有疫苗，沒有證明疾病傳播方式的明確證據(jù)，也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來回答為何有些人被疾病殺死，另一些人卻依然健康。而且，患病而死是一種恐怖的死法，患者的眼睛、鼻子和耳朵會滲血，嘔吐出部分凝結的血塊，粘稠得有些像如咖啡渣。醫(yī)生們強調(diào)，唯一抵御災禍的方法就是“適應”——得一次黃熱病并存活下來。但是“適應”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一半黃熱病患者獲得了終生免疫力，而另一半病死了。
在19世紀，幾乎所有的死亡數(shù)據(jù)都不準確。這不僅是因為確診標準未統(tǒng)一，還由于衛(wèi)生委員會（the Board of Health）收集的官方數(shù)據(jù)長期低估非白人和“流動人口”（過往游客和船員）中的患者?？紤]到市政府官員會故意對死亡數(shù)輕描淡寫，以鼓勵持續(xù)向本地移民，現(xiàn)在人們認為真正的死亡數(shù)是官方記錄的兩倍甚至三倍。這張圖表展現(xiàn)了三個特別的趨勢：首先，黃熱病的流行程度在19世紀上半葉迅猛增長，于1853年達到頂峰；其次，病情的第一次顯著消退發(fā)生在內(nèi)戰(zhàn)時期，此時聯(lián)邦軍占據(jù)此地；第三，黃熱病的死亡人數(shù)自1878年以后顯著下降，疫情在1897和1905年有小規(guī)模爆發(fā)，并最終于20世紀初被消滅。（Data compiled from J. C. Simonds, An Address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New Orleans (1851); Just Touatre, Yellow Fever: Clinical Notes (1898); Henry Rightor, ed., Standard History of New Orleans, Louisiana (1900); George Augustin, History of Yellow Fever (1909); K. David Patterson, “Yellow Fever Epidemics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693- 1905” (1992); Margaret Humphreys, Yellow Fever and the South (1992); Henry M. McKiven Jr.,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Natural Disaster: The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1853” (2007); and Urmi Engineer Willoughby, Yellow Fever, Race, and Ec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Orleans (2017).）
面對如此可怕的染病和死亡率，為何移民們還持續(xù)前往下南部地區(qū)——這個國家所謂的“墓地”？這樣一幅死亡圖景下的生活又是怎樣的？這座城市是如何經(jīng)受住流行疾病的持續(xù)消耗，彌合它造成的創(chuàng)傷，并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會和經(jīng)濟體系的呢？
這張作于1871或1872年的鉛筆畫展現(xiàn)的是一場完全爆發(fā)的瘟疫。畫中的兩名男性將尸體搬到打開的墓穴里，兩名女性則因愛人的死去悲痛欲絕。（Alfred Rudolph Waud, “Yellow Fever, N. O.” The 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http://hnoc.minisisinc.com/thnoc/catalog/1/6462.）關于人們是如何在這樣悲慘的死亡圖景下生活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只能給我們一些暗示。一個叫威廉·克倫肖（William Crenshaw）的新奧爾良牧師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人們的普遍情緒：“這里糟透了。你根本無法想象這里發(fā)生的災難。想一想吧，我們的鄰居們在10天之內(nèi)死了8個……這就發(fā)生在離我們一步之遙的地方?！彼偨Y道，“無論我去哪里，疾病和死亡都在凝視著我。就在我寫下這行字的時候，腦海里閃現(xiàn)出一個念頭，也許我再也不能見到你了?！保╓illiam Crenshaw to Nathaniel F. Bowe, September 11, 1841, William A. Crenshaw Letters, New Orleans Public Library.）
通過一種無形但有效的“免疫資本”系統(tǒng)，從黃熱病下存活的事實賦予新移民以合法性，并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通行證，使其可以進入過去難以抵達的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權力領域。根據(jù)白人至上主義原則，所有白人的地位都高于黑人。然而，當這種結構性的種族主義與“免疫資本”的等級制度融合，那些“適應的市民”，也就是黃熱病的幸存者們，就借此奪取了全部的權力，而“未適應的陌生者”，即剛從北方或歐洲移居的窮困白人移民，則在社會和職業(yè)的折磨下萎靡不振，并遭到以流行病學為依據(jù)的排斥。
這幅畫展現(xiàn)了1878年流行病肆虐下的一系列可怕場景，這一時期的黃熱病不僅吞噬了新奧爾良，還向北擴散到田納西的孟菲斯以南的整塊地區(qū)。中間的畫面展示了城市平常最繁忙的交通要道——運河街的情況，這里冷清地只剩下飛馳的靈車。上面的圖畫中，兩名流浪漢正病倒在公園的長椅上，而一位富人則匆匆而過。許多這樣的場景都表明，黃熱病對不同種族、性別、門第和階層的人影響不同。（“The Great Yellow Fever Scourge.-Incidents of Its Horrors in the Most Fatal Districts of the Southern States,” wood engraving from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September 28, 1878. The 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http://hnoc.minisisinc.com/thnoc/catalog/1/22068.）
對于白人來說，免疫力轉(zhuǎn)化為了經(jīng)濟資本，因為由于所有工作只會提供給那些自稱已適應疾病的人。商人們不會跟那些無法提供疾病適應證書的人合作，銀行也不會給那些無法證明自己曾在某個特殊年份中幸免于難的人提供貸款。許多移民，尤其是在1830年代大量涌入的愛爾蘭和德國移民，都認為他們需要快速而不是逐漸適應環(huán)境，因此他們會積極嘗試主動患病。諷刺的是，直面災難是唯一明確的能長久生存和發(fā)展的方式，對于那些試圖正在棉花廠、商行和批發(fā)業(yè)尋求事業(yè)進步，并希望以此為跳板來獲得奴隸和土地的年輕白人男性來說，尤為如此。
即使許多人為獲得免疫力而死亡也無大礙，因為還有整船整船的移民來取代死者。一旦不能通過公共衛(wèi)生手段治愈或阻斷黃熱病，商業(yè)和市政精英們就會宣稱疾病造成的死亡可以轉(zhuǎn)變?yōu)樯鐣撵`丹妙藥，消滅那些虛弱、道德敗壞和無價值的人。適應性對于白人移民的生活和未來都至關重要，因為在當?shù)?，它被稱為財富的“通行證”、“重生”和“公民資格的洗禮儀式”。
這幅作于20世紀70年代的卡通畫回顧了1878瘟疫。一具骨架——“黃色杰克”（Yellow Jack）——正護送一位新娘走過堆著褶皺花朵的棺材，棺材里躺著和新娘一模一樣的人。畫作描繪了發(fā)生在伊麗莎白·簡·斯坦福（Elizabeth Jane Stafford）身上的真實故事，這位來自密西西比的年輕女性到新奧爾良試穿她的新婚禮服，在此期間感染了黃熱病。她在婚禮舉行前第12天去世。約翰·丘吉爾·蔡斯（John Churchill Chase）在《約翰·威爾斯》（John Wilds）中解釋說：“1878年我們就在此處……當時一位游客成為了那橘黃色鬼魂的妻子。”（The States-Item, April 5, 1977. The 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 http://hnoc.minisisinc.com/thnoc/catalog/1/17663.）
對于女性來說，免疫資本在婚姻市場上是很有價值的。求偶的男性會排斥沒有適應傳染病的女性，因為他們擔心這些女性在生孩子之前就過早去世。一位克里奧爾人父親不會讓女兒與未適應傳染病的男性說話，唯恐她嫁給這樣的人，因為丈夫如果病死，她需要通過冗長的法律程序才能拿回自己的嫁妝?？膳碌墓适略诖藭r隨處可見。在WPA（注：WPA slave narrative，是羅斯福新政時期由聯(lián)邦作家項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發(fā)起的對南方前奴隸做的訪談）的故事中，一位來自今天圣馬丁教區(qū)（St. Martin Parish）的前奴隸奧利維爾·布蘭卡德（Olivier Blanchard）回憶說，此前有一位叫柯琳·邦尼（Colene Bonnier）的女性本打算在周日結婚，卻在周五患病。她死后很快被埋葬。稍后，當她的身體從地下被挖出重新葬入墳墓時，人們發(fā)現(xiàn)她是被活埋的，并且她已經(jīng)吃掉了“自己的肩膀和手”。根據(jù)布蘭卡德的描述，她的未婚夫見到尸體后，回家就生了黃熱病，并撒手人寰。
在黃熱病流行期間，意外埋葬活人的故事在下南部人中頗為流行。由于患者死前常常陷入昏迷，而且死亡時間和葬禮有時甚至僅隔幾個小時，在流行病肆虐的混亂時期將患者錯診為死亡是有可能的。許在多新奧爾良的棺材的內(nèi)側(cè)，都發(fā)現(xiàn)了明顯的抓痕。
幾乎沒有任何直接描繪奴隸們在黃熱病期間經(jīng)歷的資料。關于免疫力的種族主義觀念，使得黑人經(jīng)常位于治療患者的第一線。在圖中可以看到兩名男性正在照顧一位黃熱病患者，白人醫(yī)生正在為患者量體溫，而黑人則用冰水清洗病人的腿，這樣的場景在內(nèi)戰(zhàn)前上演過了無數(shù)次First and Foremost。（Engraving from James Dugan, Doctor Dispachemquic: A Story of the Great Southern Plague of 1878 (New Orleans, 1879), frontispiece.）
盡管所有人都面臨黃熱病的威脅，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發(fā)且恐怖的死亡，但適應疾病所帶來的潛在巨額回報卻只給了白人。支持奴隸制的理論家認為黑人天生能抵御黃熱病，這種先天的免疫優(yōu)勢和智力劣勢是黑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將他們置于一種天定命運之中，即在下南部地區(qū)種植經(jīng)濟作物。這種邏輯進而認為，只有這些免疫的黑人軀體可以安全耕作于充滿流行病威脅的空間，為他們的白人主人帶來財富和權力。于是，就如同對白人而言，免疫力與公民身份和合法性這樣的概念緊密相連，奴隸制則為黑人顛倒了這一邏輯，白人精英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種負面的免疫資本獎賞給黑人：奴隸們越是能長久生存并為他們的主人創(chuàng)造財富，就越是有理由去奴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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