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一輯新書座談會紀要

2020年9月19日上午9時，由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一輯新書座談會在線上召開。編校者、整理研究者及相關學者參會，圍繞這套新問世的史料集展開討論。

會議首先由本輯聯(lián)絡人與責編分別介紹基本情況。

張曉川（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外交辯難》整理者）介紹了《叢刊》的動議發(fā)端于七年前，一些相關領域的年輕同仁想要籌備一套關于近中外關系方面的史料集，其后逐步擬定了一份大體計劃和目錄。2016年在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章清教授的慷慨支持下，叢書的整編開始真正提上日程。同年，在復旦召開了“近代中國的旅行寫作、空間生產與知識轉型”研討會，2017年在四川師范大學舉辦了“絕域輶軒：近代中外交涉與交流”研討會。學術研討之余，都設置了專門的會議時間，討論叢刊的各種問題。經過商討和各方面協(xié)調，終于在2018年決定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此后《叢刊》進入整理和編校階段，并于今年7月推出了第一輯的十種?！秴部肪邆鋬蓚€顯著特點：一是整理者整體較為年輕，二是整理者均為專業(yè)研究者。每本史料的前言都極富研究性，減少了讀者偏聽偏信、迷信材料的可能性。對于《叢刊》的未來，則仍然必須堅持整理與研究相結合的特色，以推動研究者群體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可將《叢刊》中的研究性序言在期刊發(fā)表或結集出版。盡管在整理過程中尚存在一些缺憾，比如因為種種因素致使部分書目未能采用、目前史料選擇的時段主要局限在晚清等等，但在未來的編校中定會取長補短，使《叢刊》在推進近代中外交涉史研究方面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喬穎叢（上海古籍出版社、叢刊責編）介紹了在《叢刊》的編校工作中，總結出的傳統(tǒng)古籍與近代文獻整理方面的明顯差異：第一，相較于古籍，近代文獻的版本相對單一，日記、筆記材料常可尋到手稿，而不同版本之間也多是因襲關系，故而少了許多追索源流和對校的工夫；第二，古籍在沒有版本依據(jù)的情況下，一般不建議擅自改字，因為在看似匪夷所思的錯字中，往往保留著珍貴的版本線索，比如字形、字音之間多次的輾轉傳訛，往往可作為判斷版本先后的重要依據(jù)，而近代文獻由于一般未經過漫長而復雜的傳抄過程，存在的筆誤是可以通過“理?！毙薷牡?；第三，在古籍整理中有較為嚴格的校記寫法規(guī)范，但是由于理校在近代文獻整理中的廣泛存在，因此在叢刊的整理中廣泛使用了?？狈?，譬如圓括號表改字，六角符號表加字，來體現(xiàn)?？苯Y果；此外，較為明顯的排印本抄寫錯字，似可直接改掉，而疑似兩通的，則最好以?？狈柣蛐Ｓ浀男问奖Ａ?。

此后《叢刊》的整理者們分享了史料整理過程中的心得體會。

戴海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庚辛史料》《袁昶庚子日記兩種》的整理者）：《叢刊》的編撰并非倉促起意，而是經歷了精心的準備過程，于整理者而言也是一次極佳的學術成長經歷。由于整理者多非文獻學出身，在整理時難免遇到問題，但是專業(yè)的研究者也自有其優(yōu)勢，比如對史料的敏感、對其價值的認知，以及對史料周邊問題的挖掘，內容豐富的研究性前言便是明證。對于編者而言，面對琳瑯滿目的既出資料，如何后出轉精是一個基本問題。這套書的價值很有可能會體現(xiàn)在其對后續(xù)研究的推進層面，比如過去常被忽視的駐外使館的文書樣態(tài)及其流轉等問題，其實都是值得進一步的思考。

皇甫崢崢（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歷史系、《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整理者）：《檔案》主要包含1877年至1905年間清朝駐倫敦公使館給英國外交部發(fā)送的照會及半官方的信函，全部來自英國外交部F.O.17檔案，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內容龐雜卻向未被國內學界所重。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檔案》反映出的駐外使館與國際法的運用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使館的雙語照會，在很大程度上賦予其功能上的“雙面性”，可以避免只看公使日記和致總理衙門的咨文導致的結論的不完整性。再如使館是如何建立信息網絡，如何整合情報，使館、總理衙門、地方督撫、海關監(jiān)督與列強駐華使臣之間的博弈與合作等等問題也值得進一步考察，甚至對于使館通信史的完善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還可了解外交文書對于“中國”的構建方式，尤其是翻譯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英國國家檔案館中F.O.682\931\233等檔案均與近代中國相關，晚清駐其他國家的檔案中或也存在外文照會，仍有待后續(xù)挖掘。

吉辰（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日俄戰(zhàn)爭清政府因應檔案》整理者）：日俄戰(zhàn)爭的因應檔案源自2003年影印出版的《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中關于日俄戰(zhàn)爭的一部分，是總理衙門由新進章京負責繕寫的“清檔”。民國時期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接收，后運往臺灣地區(qū)存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但仍有一部分留存于大陸各地，譬如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以及北大、北師大、南開等校圖書館，以國圖存量最豐。國圖的清檔或是于1920-1930年代北京政權交替之際，由外交部流散出來。吉老師特別強調了史料解題的重要性，認為老一輩學者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這類經典的史料叢書中，已經奠定了良好的解題傳統(tǒng)，后輩應該繼承發(fā)揚。詳細的解題，可以避免史料整理的重復工作，以免徒耗學術資源。

李峻杰（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金軺籌筆》整理者）：本書根據(jù)光緒六年（1880年）至七年（1881年）間曾紀澤赴俄談判伊犁問題的問答節(jié)略整理，共7萬字左右。以光緒九年朱克敬的《挹秀山房叢書》刻本（藏于國家圖書館古籍部）為底本，參?！缎》綁佚S輿地叢鈔》本、湖南新學書局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光緒十三年楊楷刊本等。為驗證該書內容的真實性，李老師對當時的往來電報、信札等均進行了考證，判斷本書盡管在文筆方面存在少量增補、修飾，但事實方面大體可信。透過該書，李老師提出三點認識：（1）揭示了曾氏在外交過程中利用“公子氣”和“名士氣”的性格，不懼俄國人的恫嚇，推動了談判的進行；（2）電報成為使臣與國內充分交流的重要媒介，國內的壓力也因之成功傳遞并繼而加諸俄人；（3）曾紀澤曾受到“清流”的劇烈沖擊，然而這種壓力反而成為談判的籌碼，助推談判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同時，以張之洞為首的“清流”在伊犁談判的過程中亦發(fā)生了重大覺醒。

陸德富（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駐德使館檔案鈔》整理者）：首先，這次的整理工作凸顯了編輯的作用。作為非文獻學出身的研究者，在認字、斷句等方面往往會存在各種難以察覺的問題，該冊編輯陳麗娟的把關避免了一些基礎錯誤的出現(xiàn)。其次，盡管如李鴻章、李鴻藻、翁同龢等人筆墨取法顏、黃，不難辨認，但還有諸多人物擅寫行草，書法風格頗具個性，不易辨識，譬如袁昶的《袁忠節(jié)公手札》就是類似的例子。因此，今后在整理文獻時，或許可以延攬熟習書法的人士加入團隊。

裘陳江（上海中醫(y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庚辛史料》整理者）首先肯定了吉辰老師關于史料整理重復勞動的批評，同時又進一步指出一些史料僅被部分整理的問題。比如潘飛聲、許炳榛等人遺留的材料，都曾收錄在其他資料集中，但是仍有不少遺漏，作為整理者或須考慮將其完整結集的可能性，在整理資料階段最好能做到盡量的“竭澤而漁”。裘老師同時介紹了自己與古籍社合作的另一種書——《陳恭祿史學論文集》的整理經驗，他指出這部書的整理屬于期刊文章的輯佚，在此過程中，由專門的打字公司負責打字，而編輯和整理者則主要負責校對工作，如此則既能節(jié)省時間，提高效率，又可增加校對的次數(shù)，提升質量。

王晶晶（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海國公余輯錄》整理者）：作者張煜南是南洋一名成功的實業(yè)家，被荷據(jù)印尼政府任命為華人甲必丹，同時又被清政府任命為檳榔嶼副領事，成為 “恩洽華夷”的人物。該書包含了其本人著述以及其整理的時人著述。較為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書選輯了1850年至1900年間較為重要的文章，多反映如何實現(xiàn)富強問題及南洋外交諸端，可管窺時人對西方的認識。同時南洋作為當時中西鏈接的樞紐，是荷蘭、英國開發(fā)遠東的重要據(jù)點，發(fā)展現(xiàn)代化較早，因此對于該區(qū)域的記錄頗有獨特史料價值，可探討英國及荷蘭政府是如何用法治來規(guī)范和“改造”當?shù)厣鐣?。此外，《輯錄》很可能算是第一部馬華文學的作品，記錄了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的詩歌，形式多樣，對于研究當時該地區(qū)的華人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遁嬩洝饭灿袃蓚€版本，最早的版本出版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另一版本則出現(xiàn)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兩個版本之間有明顯差別，未來可做比較研究。

王鑫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領選日記》整理者）：此日記具有較為特殊的文獻性質，是一部由朝鮮人撰寫的關于中國的純漢文文獻。原稿系孤本，藏于韓國某收藏機構，作者金允植是朝鮮王朝末期重要外交人物。所謂“領選”，指的是當年金允植率領一批朝鮮人員來到天津機器制造局開展學習活動。該書的主要價值有二：（1）對天津機器制造局情況的記述，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國內的資料空缺；（2）對1882年一些重要事件有較為詳實的記錄，比如圍繞《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便有大量作者與中國官員的對談資料，并涉及到李鴻章、馬建忠及部分天津地方官。另外還有關于朝鮮“壬午兵變”的記錄，此事可視作甲午戰(zhàn)爭的前奏。因此，將域外文獻也納入《叢刊》的整理中，是值得贊許的做法。

趙中亞（山西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四國游紀》整理者）：《游紀》作者鳳凌是海軍衙門專門派出考察的章京，透過該書可以對駐外、游歷人員的角色分工、文本產生過程，有較清晰的了解。該書現(xiàn)存的兩個版本，1902年的石印本和哈佛所藏的抄本差異并不大。由于《游紀》是一份專門性的考察報告，少有個人體驗，整理時必須參考晚清駐外使館翻譯吳宗濂的《隨軺筆記》，方能得全要領。通過文字上的相似度，不難證明鳳凌的記錄更多來自于吳宗濂的翻譯，由此可見翻譯在駐外官員中的重要位置。當時駐外使館有各種文件類型，比如民國以后便有“星期報告”之類的文件，都是值得進一步考察的課題。

隨后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呂瑞峰先生主持召開圓桌會議，眾多晚清史、中外關系史領域和出版方面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章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第一，資料的篩選是重中之重的問題，只有選擇了好的資料，才能為后續(xù)研究的展開提供好的基礎；第二，目前的大部分專業(yè)研究者在古籍整理方面所做的訓練是不夠的，如果青年學者愿意參與這項工作，對于研究能力的提高無疑有很大幫助，這也是中心提供支持的初衷；第三，編寫叢書需要相應的組織者，需要多方協(xié)調，年輕學者可以從這個過程中找到合作的方式，將會是一段重要的學術經驗。

呂?。ㄉ虾９偶霭嫔缈偩庉嫞?/strong>《叢刊》第一輯的問世生逢其時，可以為當下提供外交的鏡鑒。本次出版社的編輯工作，采取了分工統(tǒng)籌的方式，即把書分給各個責編，大家分工完成，同時各責編須在編輯室每月例會上交流進展，交換意見，并做專題性的歸納總結，這就為叢書的保質保量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叢書的統(tǒng)籌編輯喬穎叢制定了內部體例上的規(guī)定以及版式的統(tǒng)籌，比如每一種書的封面底圖都是精心挑選了不同的照片，但同時還保持了風格的統(tǒng)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盡管以古代文獻的整理出版為主，但近年來也每每致力于近代資料的發(fā)掘，整理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學文獻叢刊》《呂思勉全集》《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等多種資料，所以今后出版社也會繼續(xù)支持相關的工作，至于研究性的前言，未來抑或可利用本社平臺加以發(fā)表。

唐啟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回顧了自己早年在臺北主持《蔣介石日記》整理工作的經歷，并對出版社及各位學人付出的巨大精力及《叢刊》本身的史料價值表示欽佩與贊賞。作為一名多年的外交史研究者，他指出目前中國近代史的詮釋架構仍受到英語世界的巨大影響，而英語世界的認識又主要基于英國外交檔案及海關報告，是典型的西方中心式的建構。中國要推動大國外交，需要大量的外交史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最后，唐老師呼吁學界科研考核系統(tǒng)應正視史料整理工作的價值，并建議《叢刊》在后續(xù)編校中能夠引入民國時期的資料。

馬忠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叢刊》的推出要作長期安排，以 十五年內陸續(xù)出版五輯為宜，以便安排選題。同時可以申報國家資助，保障經費來源。待第三輯出版時，可組織大規(guī)模的學術會議，既能推動相關研究，也可進一步推介《叢刊》；（2）通過組織《叢刊》整理項目，力求培養(yǎng)出一批志趣高遠、愿意獻身學術的青年學人群體。整理古籍要以興趣為前提，講求獲得感，不必過于考慮考評因素。范文瀾先生提倡歷史研究者畢生應實現(xiàn)“四個一”，即一篇代表性學術論文、一本自己滿意的專著、整理一部扎實的史料、寫一部通俗的歷史讀物。《叢刊》的可貴之處便在于把史料整理和史學研究相結合；（3）要建立一個選題的入選機制，盡量做成小而精的史料集。史料選擇上應以唯一性和原始性為鵠的，首選稿本，刻本、譯本及補充本次之；（4）關于辨別文字的問題，永遠不能徹底解決，因為整理者與史料作者存在天然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層面的隔閡?？梢耘c書法專家合作，但要認識到因為他們多不諳近代制度，所以也存在釋讀不準確的情況。不妨令文學工作者和史學研究者做對校工作，從不同的角度完善稿件。此外，馬老師提到尚有眾多已刊檔案未被妥善整理，比如《近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輯中李盛鐸、梁敦彥的資料，還有社科院近史所檔案館所藏的大量有關民國外交的資料等等，均待進一步的研究。

張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認為中外交流和外國要素本身就是近代中國文學的一大特點，所以重點從文學史的角度評價了《叢刊》的價值。譬如可以從《海國公余輯錄》中的大量詩歌著手，探討從交涉史延伸出來的文字對中國士林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或許會轉化為后來的文學實踐?！秴部分猩婕敖簧娴木唧w史實，也常常和一些文學作品的內容相通，譬如《孽海花》中就有源于曾紀澤、洪鈞等人的材料，再如劉學洵考察日本的《商務考察日記》，對于研究當時的小說也大有關系，因此《叢刊》對于文學研究者深入解讀當時的小說有很好的臂助。此外，《叢刊》中關于翻譯史的資料以及對于外交文書樣態(tài)的展現(xiàn)，都可推動相關研究。

孫青（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認為《叢刊》在經歷種種曲折后得以編校出版，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完整地整理過一部史料，與只查閱與自己選題相關的史料所受到的訓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若能在《叢刊》的編校團隊中相互砥礪地完成這項工作無疑是一種幸運。史料整理最大的問題在于選題的把握，并鼓勵相關學者前往英國，對有關中國的F.O.931/682等材料進行搜集整理。

章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首先，為數(shù)頗豐的使西日記、游記，在旅行書寫（Travel Writing）中是很特別的文類，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也是十分特殊的現(xiàn)象。這些文獻對于研究近世的人物、事件甚至是文本本身，都是極佳工具。當然，利用這些資料前，需要做好版本的辨析與考證工作。其次，學術界對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外交史料的整理研究已經早具規(guī)模，今后不妨與其他國家的類似現(xiàn)象進行對比，想必會有新的認識，比如歐洲人到世界各地的游歷、日本人赴歐美的考察、殖民地居民去宗主國的見聞等等，整個19世紀的大流動中體現(xiàn)出許多世界共同性的問題。

胡文波（上海古籍出版社，《庚辛史料》責任編輯）：強調了整理、點校史料的工作對于史學研究的巨大意義。比如他自己曾編輯過茅海建先生的《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并逐漸意識到近代史料辨析的重要性。在編輯《叢刊》的過程中，編輯部曾舉辦多次沙龍討論規(guī)范問題，并結合了該社一向注重的古籍整理既有準則，初步形成了整理近代資料的一套范式。胡先生進而希望未來《叢刊》從選題到凡例的制定各階段，出版社編輯都能夠盡早的加入，以便統(tǒng)籌。

最后，著名的近代攝影史研究者徐家寧老師對史料的編排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徐老師格外關注早期外交官在國外的攝影，然而由于信息缺失，是以人物身份往往難辨，有時只能通過照相館的名字來確定拍攝的國家與城市，繼而搜集該時該地的駐外使臣的相關信息，因此建議每則史料后最好附上具體時間，以便后期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