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七君子”和德意志學術文化

已經(jīng)不記得是第幾次來哥廷根了，對這座大學城的許多著名的景點，也都基本一一去過（包括中國游客特別樂意“打卡”的朱德和季羨林的故居）。從熟悉到親近，我發(fā)覺自己越來越喜歡上這座靜謐的小城了。李白有“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著名詩句。但我想起這首詩，不只是因為后面的那兩句，而是覺得“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似乎更能形容我生活在這座城市的那種安逸、恬適的心境。像其他歐洲人一樣，德國人喜歡喝咖啡。但星巴克居然都不屑在這里開一家分店，很能顯出哥廷根之小。但在德國的教育學術史上，哥廷根的“巨人”地位則又毫無置疑。

哥廷根的出名，自然是因為有哥廷根大學。今天這座小城約有十二萬人，近四分之一是大學生，而大部分都是該大學的學生。這一比例估計在1737年哥廷根大學建校的時候，就差不多可能是這樣了。在歐洲歷史上，城市的興起與大學的發(fā)展往往有著一種平行發(fā)展的關系，但兩者之間并不親密無間、相濡以沫。相反，學生和市民，也即所謂gown和town之間，常常對立、沖突。在哥廷根老城墻之外，有一座小屋，叫做“俾斯麥小屋”(Bismarckh?uschen)，說是這位“鐵血宰相”當年在這里求學的時候，因為行為不軌而被市政府“驅逐”，勒令其在城外住了約半年時間。哥廷根還有一座高聳的“俾斯麥塔”(Bismarckturm)，在附近的山上。那是在那位首相的晚年，征得他同意之后于19世紀末建造的。工程完成之后不到兩年，那位叱咤風云、德意志德國的締造者就與世長辭了。除了這兩處之外，哥廷根還有“俾斯麥石”(Bismarckstein)，那是在宰相死后的1902年建造的一處石柱建筑，因形象笨拙巨大而被后人謔稱為“大象的廁所”。

以哥廷根大學的有名，俾斯麥當然不是其唯一重要的政治家校友，但這三處建筑及其后人對它們的態(tài)度卻能從一個側面反映該校與德意志政治之間尊俎折沖的復雜關系。這也是筆者寫作本文的一個動因。與歐洲許多國家的大學不同，德意志地區(qū)的大學大都由官方出資建立。直至今天，德國的私立大學仍寥寥無幾，其中出類拔萃的更為少見。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的所謂研究型大學，以學術研究為重心、以提升科學水平為目的的大學建設，又首先是在德意志地區(qū)倡導和實踐的。

哥廷根大學講堂前豎立的該校歷史上的十三位名人，除了喬治二世，其他都是學者。

如果說哥廷根市里俾斯麥的三處建筑可以反映哥廷根大學發(fā)展的一個側面，那么“哥廷根七君子”的事件對我們了解德意志學術政治，更有窺一斑見全豹的意義。在今天哥廷根的主校園內，有一碩大的石塊鋪地的空地，周圍是幾棟教學樓和圖書館主樓。在這座綠蔭下的廣場上，可以見到熙熙攘攘的學生們，他們要么行色匆匆，奔赴教室，要么悠閑自在，坐在臺階上聊天、休憩。而在廣場的一邊有一銹跡斑斑的“G7”的紀念性建筑，指的就是“哥廷根七君子”。這個廣場由此取名為“哥廷根七君子廣場”（Platz der G?ttinger Sieben），旁邊的公車站也以此命名。由此可見，“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該校、該城的歷史上，事關重大。

哥廷根大學校園中心的哥廷根七君子紀念碑

這個事件發(fā)生于1837年，正好是哥廷根大學建校100周年的時候。1737年哥廷根大學由漢諾威的選帝侯喬治二世（George August，1683-1760）所創(chuàng)建；他被稱作喬治二世是因為他們家族因血緣關系，從他父親開始成為英國的國王。但100年之后，情況有所變化，喬治三世的兒子恩斯特·奧古斯都（Ernest Augustus, 1771-1851）成了漢諾威的國王而其侄女維多利亞則繼承了英國的王位。奧古斯都甫一就任王位，便擱置了早先通過的憲法，引起了哥廷根大學七位教授的抗議，其中領頭的是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達爾曼（Friedrich Dahlmann）和格奧爾格·格維努斯（Georg Gervinus），加上“格林兄弟”（威廉和雅各布-Wilhelm & Jacob Grimm）、法學教授威廉·奧爾博雷希特（Wilhelm Albrecht）、物理學教授威廉·韋伯（Wilhelm Weber）和東方學教授海因里希·艾沃爾德（Heinrich Ewald）。事件的結果是，這七位在其領域頗有成就的教授離開了哥廷根大學，讓其元氣受損，但該校如此重視這個事件、珍視這段歷史，則又讓人看到德意志高等教育、學術文化的傳統(tǒng)特色。

哥廷根大學校園中心廣場和哥廷根七君子紀念碑

哥廷根七君子雖然離校了，但他們卻倍受哥廷根大學學生和居民的崇敬。以哥廷根城之小，本身沒有機場，因此大多數(shù)訪客都會坐火車。哥廷根火車站的廣場上，有一個比較奇特的建筑，一般的過客可能會忽視。那是一座雕像的底座，體積頗為龐大，但上面并無雕像。底座的一邊刻有這樣的語句：“Dem Landesvater seine G?ttingen Sieben”，都是被動態(tài)，沒有動詞，比較費解。查閱其歷史，這一底座上面原來高聳的是哥廷根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喬治二世，下面的說明則是：“Dem Landesvater sein treues Volk”，可以譯作：“獻給國君：您忠誠的臣民”，充分顯現(xiàn)喬治二世對哥廷根這一城市和哥廷根大學的奠基之功。而哥廷根七君子發(fā)生之后，人們將其雕像移走，并把下面的說明中的“忠誠的臣民”改為“哥廷根七君子”。換言之，整句話的意思變成了“獻給國君：您的哥廷根七君子”。因為哥廷根七君子反對的是王室（喬治二世的孫子漢諾威國王）的專權和跋扈，因此這樣的改動便充滿了嘲諷的意味。

哥廷根火車站廣場的雕像底座，本來的雕像是英王喬治二世，但被移除了，現(xiàn)在碑文的意思見文中說明。

從建校的歷史來看，哥廷根大學并不很早；德國最老的海德堡大學建于1386年，那還是明朝的初年，比之要早近四個世紀。歐洲大學的起源，大都與教會有關，多以培養(yǎng)教士為目的。大學的主要課程設置，基本圍繞四門學科：哲學、神學、法學和醫(yī)學，因為在歐洲中世紀，教會是人們生活的中心。教士不但負責傳教，培植人們的宗教信仰，也即其心理健康，而且還解答疑問、傳授知識、醫(yī)治病痛和裁決訴訟。對于天主教會而言，教士自然是其勢力的中堅，代表了教會在所在地的權威。但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教士的品質參差不齊，因為在其屬地，其權力可謂大而無邊，可以為所欲為。幾乎貫穿于整個中世紀，教會的改革運動此起彼伏，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糾偏”，希圖培養(yǎng)品質高尚的教士——不少大學的新建亦是為了這個目的。16世紀馬丁·路德發(fā)動宗教改革，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教會的腐敗。路德公開挑戰(zhàn)教皇，本來應該會身敗名裂，但作為神圣羅馬帝國的德意志地區(qū)，其政治權力長期呈現(xiàn)地方割據(jù)之勢。路德有幸獲得薩克森選帝侯的庇護，不僅得以保命，而且還在距哥廷根不遠的瓦特堡避難期間，將《圣經(jīng)》譯成了德文。借助當時已經(jīng)普及的印刷術，他所翻譯的《圣經(jīng)》一時成為暢銷書，有助于統(tǒng)一德語語言、推進了德語文學。

馬丁·路德在被教皇開除教籍之后，受薩克森選帝侯的庇護，在此地（瓦特堡）隱居，將《圣經(jīng)》翻譯成了德語，進一步推動了宗教改革。

薩克森選帝侯庇護路德的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后者是他所創(chuàng)建的維滕貝格大學的神學教授。換言之，德意志地區(qū)的大學，雖是官方經(jīng)營，但并不隸屬于中央政府，而是由地方諸侯興辦。有趣的是，今天德國的大學，仍然具有這樣的特色——它們大都是州立大學，基本在本地招生，所以沒有全國大學的排名，其結果是它們在世界大學排名時往往相對靠后，不像英美的大學那樣往往能名列前茅。

哥廷根大學的全名是“哥廷根的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因其創(chuàng)建人是喬治·奧古斯特，也即英國國王喬治二世。有著如此顯赫身世的創(chuàng)建人，哥廷根大學在建立之初便不同凡響，成為得益于啟蒙運動的開展而在德意志地區(qū)迅速崛起的一所高等學府。喬治二世本人也以支持啟蒙運動的理念而名于世。從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歐洲的大學教育經(jīng)歷了一場大轉變。其原因不言自明：原來中世紀的大學，有一個維持、繼續(xù)社會等級的作用，因此德文稱之為 “Ritterakademie”，直譯為“騎士學府”。但宗教改革沖擊了這一等級制度，經(jīng)過路德的翻譯，許多德意志人第一次讀到或聽到《圣經(jīng)》的內容，發(fā)現(xiàn)早期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教會也沒有那么嚴苛的等級規(guī)范。另外，新教強調信徒對教義的理解，于是需要開動腦筋，與后來啟蒙思想家提倡訴諸人的理性，追求知識，有相通之處。

換言之，在宗教改革的沖擊下，中世紀晚期以來的大學，其辦校目的和培養(yǎng)對象經(jīng)歷了劇烈的轉變。許多大學學生數(shù)驟減，甚至有人提出要“徹底廢除大學”，于是“德意志大學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比绾５卤ご髮W雖然歷史悠久，但在17世紀全校常常只有八十個左右的學生。但經(jīng)過一番脫胎換骨，大學教育又重振旗鼓；許多新的大學在各地涌現(xiàn)，如創(chuàng)建于1694年的哈勒大學（后與路德任教的維滕貝格大學合并，并以馬丁·路德大學為現(xiàn)校名），便被公認為近代德意志學術史、教育史上的一個新起點。這個新起點就是因其新的辦學理念，也即“虔敬主義”（Pietism），其主張是實踐路德教的教義，提倡像早期基督教徒那樣過虔誠、清苦的生活，同時又希望學生積極入世，掌握實用的知識，為社會服務。由此緣故，哈勒大學的法學和哲學學科，成為當時的一時之選。如哲學教授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被后人稱為介于萊布尼茨和康德之間的一位重要哲學家。

受命創(chuàng)建哥廷根大學的格拉克·明希豪森（Gerlach Münchhausen）曾在哈勒大學求學，而博學多才的萊布尼茨則是漢諾威選帝侯家族的重臣。由于深得喬治二世及其家族的信任，明希豪森大張旗鼓地推進高等教育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盡管哥廷根大學被視作哈勒大學的繼承者，但在提倡理性思考、拓展多種知識、反對盲目信仰的學術發(fā)展道路上，哥廷根大學很快超過了哈勒大學，成為近代研究性大學的真正代表。一個例子就是，沃爾夫在哈勒大學的一次授課中，用孔子和儒家文化作為范例指出，人類理性有足夠的力量獲取道德真理，信仰并不那么重要。但他的立場為信奉虔敬主義的校方不許，因此沃爾夫只能離開了哈勒大學。

明希豪森發(fā)展哥廷根大學的辦法，為后來的教育家所熟知并效仿，那就是尊重知識、延攬人才、綜合發(fā)展，而在他那個時代，他的諸多舉措實屬首創(chuàng)。所謂尊重知識，就是不讓宗教勢力橫行霸道，像哈勒大學那樣，干涉學術的獨立自主。在吸收人才的方面，明希豪森不但注重延聘優(yōu)秀的教師，深知大學的根本在于“大師”而非“大樓”，而且還注意吸納家境貧寒的學生，讓他們一旦入學就可以享受免費的餐食。出于對于人才的重視，明希豪森盡可能給哥廷根大學的教師當時最好的待遇，讓其他學校無法與之在這方面匹敵。1809年柏林大學建立之后，由于位居普魯士首都，很快成為了哥廷根大學的勁敵。但即便如此，哥廷根大學的許多教授還是拒絕了柏林大學的延聘。1871年德國統(tǒng)一之后，哥廷根大學在德國的大學中已經(jīng)不再獨占鰲頭，但也只有28%和34%的文科和理科教授選擇離開哥廷根而應聘其他大學，這一數(shù)據(jù)在當時的德國是最低的。

當然，明希豪森的辦校還有照顧現(xiàn)實的一面，那就是吸收貴族子弟較多，在課程設置上考慮他們將來的謀生之道，譬如法學和醫(yī)學。在哥廷根大學早期的歷史上，貴族子弟的比例相對比較高，而這些人在當時社會的地位，無疑有助于提高學校的聲譽和影響。綜合發(fā)展指的就是在哲學、神學、法學和醫(yī)學等四個主要領域，獨立為政，不分軒輊，全面開花。這一做法既讓哥廷根大學區(qū)別于哈勒大學（后者相對側重法學和神學，而且前者從屬于神學院），而且也讓哥廷根大學成為了后世綜合性大學的樣板，因為其各科人才齊全?！案缤⒏呔印本褪且焕?，其中六位都是當時一流的文科人才，而物理學教授威廉·韋伯則是由數(shù)學天才卡爾·高斯（Karl Gauss）引薦進入哥廷根大學任教、之后又是“七君子”事件后唯一被該校返聘的教授。至今哥廷根老城之外還有一座高斯和韋伯的紀念塑像。兩人一坐一立，似乎還在切磋討論他們的某項科學發(fā)明。高斯是聞名世界的數(shù)學家，在哥廷根大學從教半個世紀之久，死后也葬于此地。其他六位教師雖然沒有回校任教，但在其他學校都干得卓有成就。譬如格維努斯后來一直在海德堡大學從教，是德意志文學史的大家。著名的《格林童話》的編者威廉和雅各布·格林離開哥廷根大學之后，有一段時間生活發(fā)生了困難。但他們并不氣餒，而是轉而開展了德語大詞典的編輯工作。之后他們相繼應聘柏林大學，重新獲得了穩(wěn)定的教職?！案缤⒏呔印钡念I頭人弗里德里?！み_爾曼更是學術、政治雙豐收，不僅在德國統(tǒng)一之后成為國會議員，被譽為“德意志民族之父”，而且還培養(yǎng)了史家海因里希·馮·特萊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為“近代史學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柏林大學的接班人。

卡爾·高斯和威廉·韋伯在哥廷根的紀念碑。高斯坐著，韋伯站著。韋伯是高斯的接班人，但高斯去世之后，韋伯心理上不堪重負（因為高斯實在名聲太大），后來自殺了。

的確，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的前二十年是哥廷根大學的“黃金時期”，其表現(xiàn)是文理科并進，其法學、物理、數(shù)學、醫(yī)學和人文類學科，均躋身歐洲一流。俾斯麥求學該校的時候，正好是“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發(fā)生之前幾年，而比他更早畢業(yè)的文科生中，有主掌拿破侖戰(zhàn)爭之后歐洲局勢的奧地利首相克萊曼·梅特涅、創(chuàng)建柏林大學的威廉·洪堡（柏林大學便以他為名）和名聞遐邇的哲學家阿瑟·叔本華，其著作《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經(jīng)王國維的介紹而在民初學界便為人所熟知。如果細觀哥廷根大學的歷史發(fā)展，其文科的發(fā)展早于其他學科。下面將要提到該校數(shù)學教授大維·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在19世紀建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學派”，但在18世紀，“哥廷根學派”則指的是該校的歷史學派，由任教該校的幾代教授組成，著名的有約翰·伽特勒爾（Johann Gatterer）、克里斯蒂安·海涅（Christian Heyne）、奧古斯特·施留策爾（August Schl?zer）、路德維?！な┍犹乩眨↙udwig Spittler）和約翰·布魯門巴赫（Johann Blumenbach）。他們是歐洲史學史上啟蒙學派的一個代表，提倡和實踐用科學的方法收集和檢驗史料，促進了科學史學在19世紀的全面展開。在哥廷根大學大講堂的正面，至今仍有13位人士的雕像，包括萊布尼茨、明希豪森、喬治二世等，但還有海涅、施庇特勒和布魯門巴赫，一同表彰了他們對大學所做的貢獻。

如果說哥廷根大學以其文科聞名而吸引了不少后來成為政治人物的學生，那么借助高斯、韋伯及其他們的前輩格奧爾格·利希滕貝格（Georg Lichtenberg）的聲望，其理科研究同樣出類拔萃。當時的哥廷根大學不僅被譽為“法學的大學”（Universit?t des Rechts），也即大部分希望研習法學的德意志人都希望就讀該校，同時也是集中培養(yǎng)理科人才的地方。換句話說，如果哥廷根大學是法學系學生的“麥加”（圣地），那么它也是“數(shù)學的麥加”——世界的數(shù)學中心。那時全歐洲有志數(shù)學的學生中的響亮口號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這句口號之所以響亮，是因為那時在哥廷根研習數(shù)學，需要極大的勇氣——你的才能會受到那里師生的挑戰(zhàn)。哥廷根大學的數(shù)學教育，代有傳人。高斯之后有費利克斯·克萊因（Felix Klein），克萊因之后有大維·希爾伯特，他們兩人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一個有關希爾伯特的傳說是，愛因斯坦曾向他請教數(shù)學問題，得到了滿意的解答。有人提議說，愛因斯坦發(fā)明廣義相對論，希爾伯特也應該享有一份榮耀。但希爾伯特的回答則是：哥廷根街上隨便找個年輕學生，都可能幫助愛因斯坦解決四維幾何的問題?；蛟S，古人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就大約指的是這個意思吧。

文理雙全的格奧爾格·利希滕貝格

不過，上面的故事如果不是傳說，那也至多是戲言。而我喜歡的是有關希爾伯特另一個相對真實的故事：當他聽說一個學生放棄數(shù)學，轉而去學習寫詩的時候，他的回應是：“好的，顯然他的想象力不足以學習數(shù)學?！边@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自明希豪森以來，哥廷根大學盡管在學科建設方面全方位挺進，但又并不以學科為界，而是充分尊重不同學科教授的學術興趣，讓他們自由自在地追求喜歡的東西，隨心所欲地在學海里遨游，校方或院方從不強行約束。譬如上面提到的利希滕貝格，在哥廷根大學擔任了物理教授三十年，而他又喜歡寫諷刺詩和格言，為當時有名的格言家。因為小時不慎受傷，利希滕貝格駝背矮小，但他因其廣博的學識受人尊重，在哥廷根的校園和市內，不止一處豎著他的紀念雕像。其實，像利希滕貝格這樣“不務正業(yè)”的教授不乏其人；他們觸類旁通，在自己專攻之外的領域獲得了傲人的成就。譬如布魯門巴赫，原是醫(yī)學教授，卻又被后人稱作自然學家、生理學家、人類學家、動物學家。他將人類的歷史視作自然史的一部分，由此而躋身歷史學“哥廷根學派”的一員?！案缤⒏呔印钡男袨?，也恰好折射了教授群體獨立的政治人格和學術自主。漢諾威國王即位之后的行為，其實與他們的教學和研究無涉，但他們群起而反對，不惜付出自身教職的代價也毫不妥協(xié)。

哥廷根市中心著名的“小鵝女”雕像，流行的習俗是哥廷根大學畢業(yè)的博士，可以為她獻上一吻。

在哥廷根的舊市政廳，其底樓的墻上刻有這么一句話：“哥廷根之外沒有生活?！边@句充滿豪氣的宣言，充分表現(xiàn)了這座小城以學術自傲的底氣。對于一般人而言，學術研究似乎有點枯燥無味，但不少沉浸于內的人則又樂在其中、孜孜不倦、心無旁騖。對他們而言，生活就是學術——沒有學術也就沒有了生活。本文的起始提到了季羨林。季羨林先生曾在這座小城攻讀吐火羅文十年，并留下了《留德十年》的回憶文字。季先生所以在哥廷根待了這么久的時間，與二次大戰(zhàn)的爆發(fā)自然相關； 戰(zhàn)爭的爆發(fā)讓他滯留他鄉(xiāng)，無法回國，所以對當時的他而言，“哥廷根之外沒有生活”或許是一句頗為貼切且又苦澀無奈的形容。但展讀他的《留德十年》也讓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歐洲戰(zhàn)場烽火燎天，他的老師和同學也上了戰(zhàn)場，但總體而言，哥廷根仍然相對地保持著它慣有的沉著和安穩(wěn)，讓季先生在這片學術“凈土”上繼續(xù)他的學業(yè)，并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季羨林這位“哥廷根人”的親身經(jīng)歷，讓我們看到這座小城的吸引力，其實不僅在于哥廷根大學擁有四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德意志歷史上著名人物的故居，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俯拾皆是、隨處可見，而且在于這座小城崇尚學術自主、尊重人才、知識的悠久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的建立，與“哥廷根七君子”近兩百年前的挺身而出，關系甚大。這一歷史性事件不僅影響了哥廷根大學的歷史，也足以讓我們在今天深刻思考和反省現(xiàn)代學術的傳承、特性和未來路徑。

青年時期的季羨林

（本文部分內容刊發(fā)于《讀書》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