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成書考

《實業(yè)計劃》與《會議通則》（后易名《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并列，共同構成《建國方略》，是孫中山生命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備受其本人珍視，以至于“國事遺囑”中第一個被提及，排在《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前。孫中山逝世后，尤其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建國方略》位列榜首之上述孫中山一系列著述，作為“總理遺囑”，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去世后被美國報紙譽為“現(xiàn)代五杰之先知先覺者”，與甘地、凱美爾、列寧、威爾遜并列。然而孫中山與其他4位偉人最大之不同處，在孫氏乃“失敗”之英雄也，非典型意義的成功之英雄也，故而孫中山思想的研究，較之其政治實踐本身，更有意義。學界關于《建國方略》的研究在1949年后呈現(xiàn)十分不均衡的狀態(tài)?！督▏铰浴房蚣苤?，比之其他兩書，尤其與《孫文學說》研究相較，《實業(yè)計劃》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幾乎完全不為研究者所注意”。1978年后，由于《實業(yè)計劃》中強調“使外國之資本主義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與四十余年來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引進外資、發(fā)展中國的舉措相契合，《實業(yè)計劃》中的整體思想，甚至是只言片語，常作為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規(guī)劃的“先驅”加以闡述，相關研究成果陡增，早已有超越《孫文學說》之勢。

《實業(yè)計劃》并非用一種語言寫作，結集出版之前，中英文交織發(fā)表，過程十分復雜，刊印于不同國家，有多種版本。迄至今日，前人論述皆偏重于分析其言說之內容，對其成書歷程幾乎無人涉及。20世紀80年代，《孫中山全集》編纂者承認未見“《建國方略》最初版本”，而以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改正本《建國方略》為底本，根據(jù)1922年上海民智書局再版的時間編次；海峽對岸之《國父全集》是書中文版則采用更晚的上海民智書局1924年3月第3版，英文版未注明來源，據(jù)筆者比對，是以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為底本。學界相關研究幾乎都是在此基礎上展開，對《實業(yè)計劃》發(fā)表歷程、刊印版本等問題，若非避而不談，則多含糊處理，語多謬誤。

海外文教機構中所藏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 1893-1962）、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 1875-1946）、安得生（Hendrik Christian Andersen, 1872-1940）、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1869-1923）等個人檔案卷宗之中，有孫中山、宋慶齡兩人與各方在1918年至1922年間的多封通信。這些來往信函，不見于已有出版物中，故未被學界引用，只言片語間蘊藏《實業(yè)計劃》成書過程中諸多未解謎題之線索。筆者仔細研讀后，按圖索驥，尋得《實業(yè)計劃》自起筆成篇，繼而全書脫稿，最終于上海、倫敦、紐約三地1920、1921、1922年分別結集刊發(fā)之英文版以及1921年底中文初版的許多未刊史料。其中既有先前學人所罕有關注的The Far Eastern Republic（《遠東共和》月刊），也有如上?！睹駠請蟆芬活愲m是眾人熟知、卻未曾被認真梳理的文獻?？紦?jù)所得，寫成本文，求教各位方家。 

一、起筆成篇

“篇首”名曰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Project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朱執(zhí)信譯為《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補助世界戰(zhàn)后整頓實業(yè)之辦法》。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為此文的撰述與宣傳階段。

歷來《實業(yè)計劃》緣起之分析，皆追溯孫中山本人之思想脈絡，至中華民國建國之初有之，更遠至1894年《上李鴻章書》亦有之。孫中山嘗自言：“文自蓄志革命，即研究建設之方略，辛亥以來，有懷未遂，故建設一日未成就，即民國一日未安全，耿耿之誠，無時或釋”。1917年7月，他從上海前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時，曾在廣東省學界的歡迎會上演說：“近日欲著一書，言中國建設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設，一實際上之建設。精神上之建設，不外政治修明；實際上之建設，不外實業(yè)發(fā)達，如斯而已?！笨梢妼O中山認為中國若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必不只是革命破壞，須借助實業(yè)革新發(fā)展建設，并對此心中早有謀劃。

然而，革命實務千頭萬緒，與靜心著述不能并行不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直至1918年6月，孫中山在政治上再次失意，避居上海莫利愛路（今香山路）孫宅之后，他才真正具備了著書立說的適宜條件。是時，滬上《時報》報道：“孫中山自經西南軍政府選舉政務總裁之后，雖西南各要人再三敦促就任，迄未赴粵，現(xiàn)仍居本埠法租界馬斯南路莫利愛路二十七號閑居，不談政治，專心著述中國政治學，約一年即可脫稿云?！睂O中山“擬取消極態(tài)度，將來從著述方面啟發(fā)國民”，不僅和汪精衛(wèi)談話時如此表示，與社會各界人士的往來函件中亦多有明示。

孫中山原本之撰述計劃是先寫“精神上之建設”，后著“實際上之建設”的。“孫文學說”系列叢書，共包括行易知難、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卷。卷一“行易知難”，后世被稱為《孫文學說》，約在1919年4月脫稿，本屬意商務印書館，無奈遭遇波折，最終于是年6月5日后交付上海華強印書局出版?！秾O文學說》刊登于上?！睹駠請蟆返膹V告中，明確表示該套叢書有卷二“三民主義”、卷三“五權憲法”的撰寫計劃，預告會陸續(xù)推出。

孫中山起筆寫作《實業(yè)計劃》的時間，據(jù)其自述是“世界大戰(zhàn)宣告停止之日”，即1918年11月11日。此言寫于1920年7月20日，孫中山將之作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年初版序言之第一句?？梢宰糇C的另一條史料，距離事實發(fā)生時間更近，在1919年4月，他回復《新中國》雜志社函中寫道：“關于實業(yè)計劃，弟方從事以累年研究者與海內商榷，而時逾半歲，尚未竣稿，蓋不敢率爾操觚，以為塞責?！贝颂帯皶r逾半歲”并非虛言，向前推算，起筆時間也在1918年11月。

1918年11月，孫中山不僅暫時放棄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著述計劃，而且是在《孫文學說》還未脫稿的情況下，轉而改將精力投入到《實業(yè)計劃》的寫作之中，顯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的契機閃現(xiàn)，這一外因刺激密切相關。1918年12月，已有天津媒體注意到“隱居”上海的孫中山正在撰寫不同的書籍，但《益世報》記者似乎更關心民黨中人對“最近之時局”態(tài)度的變化，而對孫中山所撰述內容則未有深入報道。

歐戰(zhàn)結束、五四前夕，多數(shù)國人既有“公理戰(zhàn)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不同于眾人，孫中山對此后中國命運的預判迥然有異。在他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中國將面臨極為嚴峻的生存危機?！敖窈笾袊鴨栴}，其嚴重殆十倍于巴爾干，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世界第二次大戰(zhàn)之危機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戰(zhàn)區(qū)之擴大及戰(zhàn)斗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擬。吾人試閉目一思，當有不寒而栗矣。”孫中山所言的“中國問題”具體而言，是指經濟上自西徂東傾軋掠奪所釀的惡果：

蓋歐戰(zhàn)終止，世界革新，武力之戰(zhàn)爭雖可止熄，而經濟之戰(zhàn)爭且更劇烈?；蛞蓺W洲此次大戰(zhàn)壯丁死亡、物品損毀，一時未必能恢復元氣。然查此次協(xié)約各國戰(zhàn)費每日平均須美金二萬四千元，而各國能支持如此之久者：一、由節(jié)省日用，二、由工業(yè)制度異常發(fā)達，多進為統(tǒng)一的與國有的，故生產力大增。今戰(zhàn)爭終止，即此次每日二萬四千元之一部分為休養(yǎng)生息之用，而大部分必以之制造商品，推銷國外，尤必以中國為其最大銷場。我既不能鎖國封港，工業(yè)必大失敗，現(xiàn)時輸出入已不相抵，今后必至全國工業(yè)品皆為洋貨，我國僅余生貨，于是國民之生活僅可于農奴、礦丁中求之，此真宜深思遠慮，以謀挽救者。

既然“經濟上之壓迫趨勢所及”不能幸免，中國“處此危局，不出生死兩途，一則束手無策，任人之來，而無所備；一則急謀完善之方，俾雙方得以調合，而劑其平也”。如何應對危局，孫中山開出了“機器借款”的藥方。在他看來，中國此時應主動敞開國門，利用國際資本（此處特指機器，而非金錢），開發(fā)中國富源，“謀一統(tǒng)一辦法”，以架鐵路、修馬路、浚運河、筑商港等公共設施建設，“使他邦以機器得利，可與工業(yè)品之得利相同，使我華開發(fā)地利，工業(yè)上之生機不至轉為他國所摧敗，庶可兩劑其平，得以通行而無阻也”。在孫中山看來，若此“機器借款”一法獲得各方認可，尤其是獲得國際資本方之支持。那么，中國不僅能平安度過危局，而且“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這是此時此刻《實業(yè)計劃》之所以特別必要的首要原因。

將中國視為下一個巴爾干，是未來可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導火索，亦是美國政府的戰(zhàn)略判斷。美國認為歐戰(zhàn)結束后，東亞之中國極有可能再度引發(fā)大國間的激烈沖突，進而激發(fā)中國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于是整理提出一整套解決中國問題的“華盛頓方案”，主張以國際合作代替國際競爭，政治上在巴黎和會后隨即籌備召開華盛頓會議，調節(jié)各方利益；經濟上倡議組建一個全新的國際銀行團，既有實業(yè)借款，也有行政借款，以避免破壞性競爭，作為貫徹其戰(zhàn)略方案的主要工具。在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看來，“如果真的會有新的世界大戰(zhàn)，那一定是在中國爆發(fā)——這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如果能使世界各國提供的資金用于支持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那將會使中國有一個巨大的建設性的發(fā)展，各國都將從中獲益，遠勝于各自在一個角落里貯存的私利”。正因有此考量，美國這時正式提出了關于資助中國的備忘錄，分送英、法、日三國。

憑借國際“機器借款”共同建設發(fā)展中國之機會從無到有、突如其來，促使孫中山在1918年底將寫到一半的《孫文學說》擱置一旁，全身心投入到《實業(yè)計劃》英文文稿的撰述之中?？梢源_認，最遲至1919年1月，《實業(yè)計劃》“篇首”即告完成。胡適在評論《孫文學說》“行易知難”一說時，不僅提及孫中山《實業(yè)計劃》的撰寫情形，而且對完稿時間亦記憶得十分準確：

這時候，世界大戰(zhàn)剛才停戰(zhàn)，巴黎和會還未開，全世界都感覺一種猛烈的興奮，都希望有一個改造的新世界。中山先生在這個時期，眼見安福部橫行于北方，桂系軍閥把持于南方，他卻專心計劃，想替中國定下一個根本建設的大方略。這個時期正是他邀了一班專家，著手做《建國方略》的時候。他的《實業(yè)計劃》的一部分，此時正在草創(chuàng)的時期，其英文的略稿成于八年的一月。

胡適這篇《知難，行亦不易》寫在1929年5月，雖已過去10年，當他追憶一戰(zhàn)結束后的時局，是將眾人對戰(zhàn)后新世界的幻想和興奮與中山先生的沉潛和冷靜作對比處理的。字里行間仍可見，胡適對于孫中山“先知先覺”的敬佩之情。

1919年2月1日，孫中山將甫一撰畢的“篇首”文稿從上海莫利愛29號住宅寄送給位于北京的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4國的駐華公使。孫中山寫給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信，采取打印形式，其中第一句為：“Enclosed herewith is a rough sketch of my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your perusal”。由此可見，“篇首” 脫稿伊始，孫中山即將文本定名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此后再無更改。該信繼續(xù)寫道：“在直接與貴國政府商討此事之前，為實施推進該項計劃，我想得到您本人的支持。您若是同意我的想法，我會將此事全權交與您手中，呈請您的政府（美國政府，引者按）予以支持。此外，您若對該計劃書提出自己的建言，我將不勝感激?！?/p>

孫中山寫給其他三國駐華公使附有《國際共同發(fā)展實業(yè)計劃書》的公函中是否有如此熱切期待的語氣，筆者不得而知。孫中山與芮恩施1919年2月1日的這封通信中表露出濃厚的個人情感。他明確希望在推進中美兩國政府間商討實務之前，能夠取得芮恩施本人的支持與建議。孫中山這種個人情感的摻雜并非沒有緣由。相較于其他西方列強，“進步主義時期”（Progress Era）的美國政府采取反對傳統(tǒng)“帝國主義”的政治姿態(tài)，對中國秉承“門戶開放”的外交政策。芮恩施本人更是美國進步主義思想流派與政治實踐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任駐華公使前，即希望通過“門戶開放”政策在中國的順利執(zhí)行，最終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和平競爭、國際合作、進步與繁榮，同時消除武力沖突、陰謀、浪費和貧困；1913—1919年在任期間，芮恩施一直致力于推進美國財團投資于中國建設事業(yè)的實業(yè)借款。孫中山與芮恩施殊途同歸、一拍即合，在1918—1919年間有多次信函往來。1918年11月19日信中，孫中山就表示“中國究竟是民主政治還是黷武主義獲勝，主要取決于閣下（指芮恩施，引者按）對我國無助的人民在現(xiàn)階段所給予的道義上的支持”。1919年1月10日孫中山致芮恩施信中寫到，芮恩施曾在1918年12月11日贈書給孫中山，表示對孫中山的支持。書籍內容則是與建筑設計圖冊有關。

芮恩施收到孫中山來信后，采取審慎之態(tài)度，并未第一時間回函，而是立即派出得力干將——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安立德前往上海，與孫中山見面會談，一探究竟，并帶去他在原則上完全贊成孫中山關于“國際合作共同發(fā)展中國以避免未來一場經濟戰(zhàn)爭”提議的消息。

安立德1876年7月生于美國加州首府薩卡拉門托市，早在1902 年即以美國政府翻譯生身份來華，學習中文，之后在上海、福州、臺灣、廈門等地美國領事館中工作，在華前后共計38年，以美國駐華商務參贊身份游走中國政、商、學界，是美國著名的“中國通”之一。1919年3月11日，安立德致信芮恩施，匯報他與孫在上海多次會面的情況。他認為：

僅就這個規(guī)劃大綱而言，它太過于雄心勃勃，以至于沒有任何實踐的可能。但為實際操作，泛泛之規(guī)劃大綱也較易大幅簡化。正如幾位上海的富商所言，如果美國人能夠確保中國資本在公共設施提升方面投資的安全，那么，中國無須向海外借貸巨款。只要能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合理回報率，那么它本來就是大量中國本土資本樂意投資之處。

安立德對于《實業(yè)計劃》“篇首”中提及的中國鐵路發(fā)展、邊疆殖民規(guī)劃兩項最為贊賞。他相信中國與西方國家沒有理由爆發(fā)一場種族戰(zhàn)爭，因為中國勞工將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最終必將接近西方國家的工資水平；如此這般，（世界）經濟上的不平等也將消失。芮恩施在收到安立德的情況匯報后，于3月17日正式修書一封，寄發(fā)上海孫宅。“這一長信表示芮恩施曾詳閱計劃，并研究世界與中國情形才著筆”，“故多具體言，少空話”。信中對孫中山能提出《國際共同開發(fā)中國實業(yè)計劃》“良深欽佩”，認為“凡命為中國朋友者，應竭力贊助”。除明確表態(tài)支持外，他還與孫中山分享了自己對世界資本與中國國情的現(xiàn)狀分析，對孫中山計劃之“10萬英里鐵路與100萬英里碎石路”之宏偉目標提出修訂意見，認為“5萬英里鐵路和10萬好路”似可完全滿足中國發(fā)展所需，又對中國實業(yè)未來發(fā)展的重點領域和注意事項一一闡明自己的觀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對孫中山提出應盡快細化該計劃的請求。

《實業(yè)計劃》“篇首”脫稿寄出后，孫中山沒有立即撰寫后續(xù)之各大計劃文本，而是重新提筆完成《孫文學說》未竟稿件。1919年1月14日，孫中山復蔡元培、張相文函中寫道：“文所著述之稿，現(xiàn)尚未有定名”，“蓋欲〈以〉政治哲理，發(fā)揮平生所志與民國建劃暨難知易行之理，撰為一編，以啟迪國人……草創(chuàng)將半，再閱數(shù)月，或可殺青?！?/p>

在《孫文學說》第七章“不知亦能行”中，很多文字與《實業(yè)計劃》“篇首”之論述完全一致，如：“際當今之時，而欲致中國于富強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試陳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戰(zhàn)爭各國新設之制造廠，為開發(fā)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廠專為供給戰(zhàn)品而設，今大戰(zhàn)已息，此等工廠將成為廢物矣。其傭于此等工廠之千百萬工人，亦將失業(yè)矣。其投于此等工廠之數(shù)十萬萬資本，將無從取償矣。此為歐美戰(zhàn)后問題之一大煩難，而彼中政治家尚無解決之方也。倘我中國人能利用此機會，借彼將廢之工廠以開發(fā)我無窮之富源，則必為各國所樂許也。此所謂天與之機……此以實業(yè)救國之道也，國人其注意之?！痹撜聝热荽蠖嗯c美國發(fā)展歷史與現(xiàn)狀有關，借此可見，孫中山在收到芮恩施對于《實業(yè)計劃》“篇首”的積極回應后，特別注意研究與了解對于中國未來命運攸關的太平洋彼岸那個已然崛起的大國。是章最后，孫中山甚至直接寫到“予近日致各國政府《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一書，已得美國大表贊同，想其他之國當必惟美國之馬首是瞻也”，并將《實業(yè)計劃》“篇首”文字附錄于本章末后。

在孫中山繼續(xù)寫作《孫文學說》同時，《實業(yè)計劃》“篇首”英文稿件的中譯工作也同時開展起來。孫中山總相伴英文秘書，身邊熟稔英文之人不少，而朱執(zhí)信“英文程度并不很高”，但孫仍將文稿交給朱執(zhí)信來翻譯，這主要取決于孫、朱兩人之間的政治互信程度。朱執(zhí)信于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雖年僅20歲，即出任評議部評議員兼書記，之后歷經多次革命低潮，皆堅定支持孫中山的政治主張。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軍政府時，朱以大元帥秘書處處長，綜理一切事務。翌年，孫中山遭排擠離粵赴滬，朱再次隨行。汪精衛(wèi)在《朱執(zhí)信先生墓表》中寫道“七年（1918年）秋，孫先生解大元帥職，之上海，先生從，日與孫先生商榷建國方略”?？梢?，朱執(zhí)信在《實業(yè)計劃》一書成文中間，其作用絕不僅是翻譯而已。朱執(zhí)信是對于孫中山撰寫該書緣起與用意最為熟知之人。

大綱已成，欲使《實業(yè)計劃》舉行順利，孫中山認為必分三步以進：“第一，投資之各政府，務須共同行動，統(tǒng)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用其戰(zhàn)爭時修組織管理等人材，及種種熟練之技師，令其設計有統(tǒng)系、用物有準度，以免浪費，以便作工；第二，必須設法得中國人民之信仰，使其熱心匡助此舉”。只有在以上兩層已經辦到的前提下，才是“第三步，即為與中國政府開正式會議，以議此計劃之最后契約?！?/p>

第一步之實現(xiàn)，如前述，孫中山寄望于自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各大戰(zhàn)勝國政府的投書。1919年2月1日寄送四國駐華公使后，孫中山仍不斷將《實業(yè)計劃》“篇首”寄給各國有關人士。如3月17日，孫中山將內附計劃書的函件寄給美國商務總長列飛爾（William Cox Redfield, 1858-1932）；在未得回應之英國，3月20日，他又在致康德黎夫人（Mabel Cantlie, 1861-1921）函中“寄上有關國際開發(fā)中國計劃一份”，并“也將此計劃分送英國政府內閣的每一閣員”，希望康德黎夫人能將英國人士對此項計劃的反應情況及早函告。甚至，他還曾將“計畫弁首之部”寄到正在磋商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巴黎和會上；

第二步為贏得國人民心之支持，孫中山則希冀借助媒體的力量。因與The Far Eastern Review（《遠東時報》）發(fā)行人李亞（George Bronson Rea, 1869-1936）有密切私人關系，孫中山《實業(yè)計劃》“篇首”英文版首先得以刊登在該雜志1919年第15卷第3期上。該期雜志具體上市時間在3月5日。文章刊登在“社論”一組文章之后，占據(jù)重要版面，標題之下特別標明“孫逸仙博士，中華民國前總統(tǒng)”的特殊身份，并于左下角配以孫中山大幅肖像。

3月6日正午12時，汪精衛(wèi)代表孫中山，在上海大東旅社6樓宴請滬上各報記者，并于席間正式將孫中山所著、朱執(zhí)信翻譯的《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印成小冊，分贈給各位來賓。宴會時，汪精衛(wèi)即席向眾賓有演說，直言《實業(yè)計劃》提倡之“機器借款”“茲事體大，必須得輿論贊助”，“務望諸君賜以提倡，喚起國民之注意、研究云云”。各報記者對此均表同情，宴會持續(xù)2小時，賓主盡歡而散?！耙钊?，滬上各報均載其說，但未加以評論?！?3月8日、11日，《時報》以“專件”為題，刊出全文。

更多宣傳見于中華革命黨在上海的唯一言論機關——上海《民國日報》上。1919年3月7日，該報第1張刊登《孫中山先生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畫書》，即《實業(yè)計劃》“篇首”中文版；3月9日、13日、14日“社論”中，以主編葉楚傖與“執(zhí)孫中山先生發(fā)展實業(yè)計劃書”叩問記者之“客”一問一答形式，圍繞“機器借款”諸多可能之疑慮，由“客”提出，再由葉氏作逐一解答；3月11日，汪精衛(wèi)《讀〈孫逸仙先生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書后》長文“代論”，刊登于報紙第1張。此后，孫中山“所著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及汪先生跋語”，又被“訂印小冊”，廣為散發(fā)。

《實業(yè)計劃》“篇首”文本之宣傳集中在1919年3月，在四川《戊午周報》、上海《中國實業(yè)新報》，英文在美國《遠東共和》雜志上，后續(xù)有零星刊登。

二、四大計劃

孫中山認為歐戰(zhàn)之后老舊殘破的歐洲諸國都將唯新貴美國馬首是瞻，是過于樂觀預估了當時的世界局勢。沒有史料證據(jù)表明，英、法、意三國政府對孫中山寄來的《實業(yè)計劃》“篇首”有任何實質性回應。美國之外，僅意大利陸軍大臣孔匿壁，又譯作“嘉域利亞”（General Enrico Caviglia, 1862-1945）有禮節(jié)性答復，他在回信中指出該計劃有“實際困難，稍須顧慮”，不過贊嘆孫中山“所造之深與其帶有現(xiàn)代精神之活氣”，給予最高之評價，最后預祝計劃成功。

國內情形大略相同。孫中山與國民黨人對《實業(yè)計劃》宣傳之種種努力，亦未引起國民之足夠注意，回應寥寥。1919年，即使一些贊同和關注發(fā)展實業(yè)的人士，如王文華、葉夏聲、焦易堂、唐紹儀、楊德麟、熊克武、安健、劉煥藜、林修梅、陳春生等，與孫中山皆有函電往還，但罕有言及《實業(yè)計劃》的。非國民黨人中，重要人物亦秉承相同意見者，似乎僅有唐繼堯一人。故而，孫中山對唐繼堯的表態(tài)頗為重視，1919年4月15日在回函中表示：

頃誦惠書，知對于鄙見實業(yè)計劃書表示贊同，甚佩遠識。

民國數(shù)年以來，民生凋疲已極，斯雖由于政治不良，亦由國內賢者對于民生問題素未注意。國民生計既絀，舉凡地方自治暨教育實業(yè)諸大端，自無從而謀發(fā)展。今日國事之愈趨愈下，其根原實由于此。自歐戰(zhàn)結束，經濟競爭將群趨于遠東，吾國若不于此時亟自為謀，則他人將有起而代我謀者，思之至可悚懼。文有鑒于比，月來詳加研究，擬述為專書，創(chuàng)導國人，庶幾群策群力，見諸行事。

“月來”應是確指，為1919年4月。由此可見，雖然只有美國一國之熱情響應，孫中山仍在1919年4月完成《孫文學說》一書寫作后，立即投入到了《實業(yè)計劃》后續(xù)“更詳明”之計劃文本的研究、撰述工作中。前信末一句，孫中山表示會“將各種計劃書寄奉”唐繼堯，以資商榷。借此推測，孫中山此時雖然已經確定將《實業(yè)計劃》寫成“專書”，但仍未確定全書到底含括幾大計劃，故而回函中模糊處理為“各種計劃”。

《實業(yè)計劃》成書刊行之前，據(jù)筆者搜集所見，各大規(guī)劃文本連載發(fā)表的刊物僅有4種，其中英文為《遠東時報》《遠東共和》，中譯文本刊登在《建設》雜志和上海《民國日報》上。上述4種刊物所見規(guī)劃文本，皆為第一計劃至第四計劃。前四大計劃中文文本涉及翻譯問題，更為復雜，其發(fā)表時間不能直接用來論證撰述時間，暫且不論；而英文文本，發(fā)表時間最早為1919年6月第15卷第6期的《遠東時報》，但該刊因為并非國民黨人宣傳機關性質，連載并不規(guī)律，較為拖沓、且中有斷檔，直至1920年11月才最后刊登出《實業(yè)計劃》第四計劃?！哆h東共和》發(fā)表起始較晚，第一計劃與“篇首”一起刊登于1920年2月第1卷第5期，但貴在規(guī)律，每月必刊，其發(fā)表最遲至1920年9月第2卷第12期，刊載內容為第四計劃“第五部高原鐵路系統(tǒng)”“第六部設機關車、客貨車制造廠”。1920年9月15日，索克思致函孫中山：“我剛收到《遠東共和》雜志的一封信，希望能得到您書中更多的章節(jié)。如果您還有其他章節(jié)，請寄給我?！钡啞哆h東共和》月刊，該雜志最終并沒有連載后續(xù)規(guī)劃文本，最大可能是《實業(yè)計劃》之第五、第六計劃英文稿此時并未脫稿。故而，筆者斷定，《實業(yè)計劃》第一計劃至第四計劃應作為一個整體，自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視作該書撰寫的第二階段。

綜合分析上述4種刊物之連載內容，筆者另可確認一點，《實業(yè)計劃》一書在前四大計劃的撰述是按時間先后，依序進行的。

第一計劃自1919年4月起筆，至5月中旬寫就，最早以英文發(fā)表在《遠東時報》是年6月號上，文章標題名為《孫逸仙博士的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另有副標題寫道“前總統(tǒng)勾畫了他對于開發(fā)一個新港口、一個偉大的鐵路系統(tǒng)、對蒙古和新疆殖民、建筑運河和發(fā)展鋼鐵和煤礦方面的計劃”，再次特別強調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前總統(tǒng)之身份。

吳相湘所著《孫逸仙先生傳》中有“孫先生以芮恩施公使反應良好，因又擬就一較詳細且先行著手的項目，寫成一十頁圖說的第一計劃，于是年（即1919年）五月中送致上海美領館轉北京使館?！惫P者認為，這一史實記錄基本是不錯的，但仍可惜上文中沒有注明出處，不便作進一步核實。

芮恩施的反應是一貫的。他非常重視孫中山的規(guī)劃建議，在接到《實業(yè)計劃》第一計劃文稿后，至少做了以下三事，以響應孫中山。第一，他立即要求美國商務部特派員保羅·威瑟姆先生（Paul Page Whitham, 1878-1941）前往孫中山所指定的直隸沿海實地考察，看這一計劃是否切實可行，并得到了威瑟姆本人肯定的答復，于是相信孫中山規(guī)劃之處是適合建筑一個足夠深度的不凍港，且所需資金在可承受范圍之內，從認定這一港口的建筑將一舉“改變中國華北地區(qū)的商業(yè)現(xiàn)狀”；第二，與北京政府在位各級相關官員聯(lián)絡，鼓動他們依循孫中山的規(guī)劃文本，采取實際行動。他3年后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與直隸省省長，以及省長公署的其他省級官員都談及了此事。不僅如此，我還與南京來的江蘇督軍李純的代表們，甚至（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些特定官員，商談過此事。在花費多周的初步勘測結果出臺之前，他們就對這個被稱為‘北方大港’的計劃都表態(tài)非常支持”；第三，6月9日，他專為此事給美國國務院撰寫報告，冀望美國政府能采取行動，予以支持。芮恩施的報告中將在上?？械摹哆h東時報》第15卷第6期孫中山《實業(yè)計劃》第一計劃“全文剪陳”美國國務院，并評論道“這一計劃是孫先生樂觀特性表現(xiàn)，忽視距離與自然障礙（沙漠）以及時間的長遠。但那一關于建筑一接近天津的大港口并筑鐵路與蒙古連接，毫無疑義應該重視……如果能實現(xiàn)這計劃，無疑的是一件為中國做的極大的工作，也使商業(yè)界受益。覓取需要的資本可能性將無疑問”。

孫中山十分關注芮恩施的行動和反饋。1920年，《實業(yè)計劃》英文版首次結集成書時，孫中山在第一計劃第一節(jié)“北方大港”文末加上一注釋，寫道：

自第一計劃寄到北京公使館之后，美使芮恩施博士即派專門技師，往作者所指定之北方大港地點實行測量，果發(fā)見此地確為直隸沿海最適宜于建筑一世界港之地。惟其不同之點，只有港口當位于西邊，而非作者所言之東邊。讀者一觀此兩詳細圖，便可一目了然矣。

一年半后，孫中山已由上海孫宅再回廣州，在這段文字中再提芮恩施，仍有借助前美國駐華公使之身份影響力，樹立自己權威的意圖；更可見芮恩施的回應行動讓孫中山印象深刻、記憶猶新，此時此處加一注釋，不無呼應、感謝之意。

面對南北分裂的中國政局，美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甚為謹慎。筆者未見美國政府對于芮恩施報告中事關孫中山《實業(yè)計劃》第一計劃有任何正式回應。在此之前一個月，中國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成為了當時政治處置和日后歷史書寫的焦點事件。對立、緊繃的中日關系，西方列強對于中國“山東問題”的處置不公，以及憤怒國人的種種反應，是那時的中心議題，占據(jù)了中國大部分的輿論版面。在芮恩施撰寫報告之前兩日（1919年6月7日），任職美國駐華公使6年之久的他，就因為個人與美國政府在處理中國“山東問題”上意見不一，正式向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提交了辭呈。8月18日，芮恩施被告知自己的辭呈得到了總統(tǒng)批準。芮恩施是此時關注、推動孫中山《實業(yè)計劃》在國際上唯一重量級的人物。他的辭職，實際上也已宣告孫中山所倡議之“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的潛在契機轉瞬即逝。

五四事件的喧鬧，更加襯托出孫中山的靜默。避居海上、專注于實業(yè)救國的孫中山，本人始終與五四運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5、6月間，孫中山不止一次接到各方來函，有主張其“振臂一呼，通電全國”“以伸國勢”者；有請其乘時鼓吹，推翻北京政府的，但他始終選擇沉默以對，即便偶有回函，皆以“閉戶著書，不理外事”為由拒絕公開評論。6月5日，馬逢伯來函，直言批評孫中山對時局竟然“噤不一語，以開國之偉人，效劉勝之寒蟬，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孫中山回函，仍答復以閉戶著書、不問外事，但另言及“如國民果欲聞先生之言，則書出版時，望為傳布可也”。這里的“書”，指的就是孫中山此時傾力述作的《實業(yè)計劃》。5月下旬，孫中山在美國《獨立》雜志（The Independent）發(fā)表短文，題為《坦率之言》，告誡美國朝野勿貸款給不代表中國的北京政府，中國“需要的是智力與機器，而不是金錢”，仍呼吁“美國資本家與中國人聯(lián)合起來發(fā)展中國實業(yè)”，“在中國設立廠”。借此可辨析，五四事件與《實業(yè)計劃》在孫中山本人心中的輕重緩急。

5月中旬第一計劃英文稿撰畢，中文翻譯工作隨即展開，最遲至8月1日完成，廖仲愷取代朱執(zhí)信，成為該篇譯者。第一計劃中文翻譯之所以略顯遲滯，主要緣于朱執(zhí)信此時無法兼顧此項工作?！秾崢I(yè)計劃》中文譯者首次換人，又與此時身在漳州的“援閩粵軍”的緊張局勢有關?！霸}粵軍”是處于政治低潮期的孫中山極為珍視、全力扶植的一支軍事力量，除經濟上的援助外，在上海的國民黨人無不對漳州寄予厚望，朱執(zhí)信、廖仲愷、戴季陶、胡漢民、蔣介石、鄒魯?shù)纫桓扇舜藭r經常往來滬、漳之間，協(xié)助粵軍訓練，致力地方建設。恰在5月中旬，粵軍司令陳炯明致電孫中山，報告粵軍在閩遭受壓迫情形。電謂:“顧乃群邪環(huán)伺，日肆陰謀，必欲消滅粵軍而后已。感懷國事，早已灰心?！脩┸姼喕涇?，回粵分別遣散，并飭方會辦派兵填防。炯明解甲歸農，不問國事。”陳炯明是自負自大之人，性格倔強，不愿屈居人下，“在國民黨領導中，只有朱執(zhí)信最能折服他”。朱執(zhí)信與眾人不同，他與陳炯明在革命同志之外，另有師生情誼。陳炯明雖然長朱執(zhí)信8歲，但當他以生員考入廣東法政學堂時，恰逢自日本返回廣州的朱執(zhí)信擔任該校教員。朱執(zhí)信賞識陳炯明，介紹他加入同盟會，而陳炯明因敬重、佩服朱執(zhí)信的人格與學問，在人前對朱執(zhí)信不稱呼名諱，直接以“師尊”代指。1918年12月23日，朱執(zhí)信離開漳州后，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第二師師長洪兆麟、黃大偉曾上書孫中山，敦請朱執(zhí)信速速回漳：

執(zhí)信兄為吾黨之健者，競公（即陳炯明，引者按）有許多要事非借執(zhí)信兄之力，始能解決，不料執(zhí)信兄，突于日昨離開漳州，據(jù)云將往廣東，鏗等力留無效，務祈先生專函執(zhí)信兄，催其復來漳州贊助為要。

由此可見，朱執(zhí)信是孫中山與陳炯明粵軍之間連接的主要橋梁，其特殊地位無人可以替代。

朱執(zhí)信赴漳州后，《實業(yè)計劃》第一計劃的中譯工作即轉交給廖仲愷。宋慶齡曾十分肯定地說：“國民黨中堅定不移地和他（指孫中山）站在一起，擁護他的勇敢的行動和他的開明的思想的人中有廖仲愷和朱執(zhí)信?！绷沃賽鹗?918年隨孫中山離粵赴滬的少數(shù)幾人之一，是孫中山革命學說和政治主張的忠實信徒。在上海期間，廖仲愷“感于孫先生頻年不獲行其志，由國人理喻者寡，始肆力于宣傳”，在幫助孫中山“出所學以質當世”方面并不遜于朱執(zhí)信。1920年元旦，廖仲愷以《中國與世界》為題刊文：“中國人不能自救來救世界人類，讓世界人類之有能力的拿他來自救，這結果就做成世界人類的戰(zhàn)爭，中國就變了巴爾干……至于我們應該如何建設，才能夠最恰當?shù)谋M這義務，這就在乎我國民大多數(shù)最聰明的選擇。但是這種國家建設的方針，是要依著很遠大的規(guī)劃來定的?！睂⒌谝淮问澜绱髴?zhàn)后的中國比喻作“巴爾干”，倡導實業(yè)計劃建設國家，可見廖仲愷的言論與孫中山的思想脈絡是高度一致的。

圍繞巴黎和會之“山東問題”裁定，引發(fā)了五四運動、美國駐華公使換人等一系列事件，國內外局勢有一大變動。任爾東西南北風，孫中山《實業(yè)計劃》的撰述計劃依然有條不紊地推進中，第二計劃自1919年5月底起筆，至8月初寫就。

根據(jù)胡漢民的追憶：

總理草作實業(yè)計劃是用英文來寫的……總理是一個頂忙的人，黨事國事集于一人之身，當然忙個不了，空著的時候又馬上要手不釋卷的讀書……在他讀得倦的時候，他就坐在搖椅里面，另外叫人在旁邊讀給他聽，他就搖搖擺擺著聽所讀的內容，一個重要的地方馬上叫人劃出來。采用的寫作方法也很妙：他自己的嘴里說出來脫口成文，人家把他的話就打下來成為文章。實業(yè)計劃是采取很多的西書，都是用實際調查的材料，這本書的做法大部分是用以上兩個方法的。總理在草作實業(yè)計劃的時候，大概孫夫人的幫助是很大的。

胡漢民特別肯定了宋慶齡在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成書過程中的作用，具體到底是何種“幫助”，卻是語焉不詳。前人論述也并未對此展開研究。筆者認為，宋慶齡不僅是提供孫中山閱讀資料、打印文稿等秘書工作，而是《實業(yè)計劃》英文成稿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宋慶齡亦不是一個人幫助孫中山完成《實業(yè)計劃》，在英文成稿過程中，一個名叫索克思的美國年輕人雖然沒有名列于1920年7月20日英文序言的感謝名錄中，卻幾乎全程參與了《實業(yè)計劃》英文文本的定稿工作。

索克思后來成為 “中國通”，終其一生職業(yè)在新聞事業(yè)。1893年9月5日，他出生于紐約州由提卡城（Utica），父親是一名猶太教牧師（又稱“拉比”）。1917年，畢業(yè)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其間與胡適相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受到“二月革命”之吸引，離開美國移居俄國后近一年，后被蘇維埃政權驅離，轉往中國生活14年（1918—1932年）。天津是索克思中國旅程的第一站，他在英國人開辦的一家英文報社——《華北明星報》（the North China Star）謀得了第一份糊口的職業(yè)。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自天津南下上海，加入了《英文滬報》（Shanghai Gazette）。索克思在上海開創(chuàng)了他人生事業(yè)的第一次高潮，不僅與上海的學生運動產生密切關系，更為重要的，因為在《英文滬報》供職，取得了與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人的直接聯(lián)系。據(jù)他本人的回憶：

在1919年學生運動最為熱火朝天的日子里，我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孫逸仙博士的家里見到了他。當時孫博士生活得很平靜，手中正在寫一本名為《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的書。他的妻子正在為該書出版忙前跑后。上海的孫宅曾是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圣地；但在此時，外國人來拜訪孫的人極少，因為孫博士被大多數(shù)外國人視為一個已經失敗的人。

1919年7月，索克思很快于《英文滬報》離職，隨后他與湯節(jié)之在上海成立了“中華公同通信社”（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繼續(xù)為孫中山服務。不久，又與湯一起創(chuàng)立了一份中文日報——《商報》?！懊x上索克思是《商報》的財政主管和股東，事實上他也一直用他的中文名字在每周的專欄上撰寫有關國外的文章?！彼骺怂佳缘溃骸爱敃r，只有3名美國記者支持孫博士及其事業(yè)。他們是李亞先生、裴斐先生（Nathaniel Piffer, 1890-1964）和我自己。其他美國記者對孫中山的攻擊通常是惡毒的，正如人們可以回頭翻閱1919年至1925年出版物上所看到的那樣。”從現(xiàn)存所有37封索克思與孫中山、宋慶齡等人來往通信中可見，他在宋慶齡的直接領導下，全程參與了《實業(yè)計劃》前四大計劃英文文稿的修訂、潤色等工作。

1919年7月底至8月初，宋慶齡英文手寫草書于卡片、甚至是信封上寄給索克思的5封信中，主題圍繞《實業(yè)計劃》英文文稿修訂一事。宋慶齡寫道：“《紐約先驅報》刊登了孫博士發(fā)展計劃的第一部分。我寄給你10份第二計劃的文稿。這是我們目前所能共享的”；“每篇原文的（英文）翻譯可能都有所不同，所以請不要猶豫，去更正我的譯文，如果你愿意，請把我的譯文潤色一下”；“這是我的譯文。請修訂它……當你完成修訂時，請給我們寄一份文稿的打印本”。8月7日，索克思致孫中山的信中寫道：“我親愛的孫博士：在你收到這封信之前，我會給你打電話告訴你：現(xiàn)在，你的書稿已經完成?！?月11日，索克思又致函宋慶齡，寫道：“我親愛的孫夫人：我已經寄給你這篇文章的兩份副本。文章還是需要修訂。如果你能定個時間，我們可以一起通讀它，我將會很高興?！庇纱丝梢姡诙媱澯⑽奈谋驹?月7日已經完成，不過索克思似乎認為仍有繼續(xù)潤色提升的空間。

1919年8月號《遠東時報》仍在第一時間刊出第二計劃，其文所定標題為《國際共同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書》，另有副標題寫道“孫逸仙博士在他的第二計劃中提議，為彌補上海之不足，開發(fā)一個新的海港”, 文末附有孫中山的親筆簽名。但《遠東時報》8月號所刊之文，并非第二計劃全文，僅為第二計劃第一部、第二部“甲 整治揚子江口自海上深水線至黃浦江合流點”?！哆h東時報》后續(xù)再無刊發(fā)第二計劃其他內容，即第二部自“乙 由黃浦江合流點起至江陰”至第三、四、五部結束。

孫中山另將“發(fā)展中國實業(yè)計劃次編”寄與芮恩施，以求賜教。此時芮恩施雖然即將辭職，但仍于8月15日復函孫中山，言及“仆信此開發(fā)商港一事，實為現(xiàn)今全世界上最重要之商務計劃。以上海而論，非行此種工程必不能達，其為中國中央商港之目的矣”，對孫氏編撰第二計劃，并與之分享，表示個人的肯定與感謝。可見，孫中山已于8月初完成第二計劃，《遠東時報》未繼續(xù)印發(fā)全文，推測原委，一定不是未能收悉孫中山的投文，想必是與李亞在凡爾賽參加巴黎和會后，《遠東時報》編輯部政治立場與人事變動有關。

孫中山《實業(yè)計劃》原稿為英文，再被翻譯為中文。1918年11月以來，李亞的《遠東時報》幾乎是孫中山《實業(yè)計劃》英文原稿發(fā)表的唯一渠道。此次該刊發(fā)表之斷絕，對孫中山與《實業(yè)計劃》所造成之影響可想而知。于是，孫中山心生“吾黨本國上海設一英文雜志”想法。他認為“中國文字外人無從了解，其所影響者止于吾國人”，“我黨獨以缺乏外國文報紙機關之故，遂令雖有絕大之計劃，亦無由披露于世界”。是故，若能設立一英文雜志，借此機關報“于言論上得與外國周旋，同時以本黨政治上之主張、建設上之計劃，宣傳于世界，殊為切要之著”。

但在上海新設英文機關報的計劃，終究未能如其所愿而實現(xiàn)。革命事業(yè)宣傳之必要性與急迫性，迫使孫中山從較易處著手——先辦中文雜志，以維系《實業(yè)計劃》之持續(xù)發(fā)表。1919年8月1日，孫中山親自掛帥，命胡漢民為總編輯，朱執(zhí)信、戴季陶、廖仲愷三人協(xié)助，創(chuàng)立《建設》雜志。他在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中，對辦刊目的有清楚的說明，即“以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道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務。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

《建設》月刊的新生與《實業(yè)計劃》的撰寫關聯(lián)極為密切。自1919年8月創(chuàng)刊至1920年12月最后一期——第3卷第1期，共計刊發(fā)3卷13期，雜志每一期的卷首論說皆為孫中山本人的《實業(yè)計劃》，從無例外?！督ㄔO》雜志之橫空出世，可以說首先是為傳布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服務的。此外，孫中山還將其撰述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等文章，陸續(xù)發(fā)表在該刊之上。每月初《建設》雜志出版發(fā)行之后，上?！睹駠請蟆范紩趫蠹埖?張（其最重要之版面）“亟轉刊以介紹于國人”，以求更多讀者與更大影響。

相較之下，《實業(yè)計劃》英文原稿，因為沒有英文機關報，后續(xù)發(fā)表遇到極大困難，直接造成了《實業(yè)計劃》中文譯稿反超英文原稿率先刊發(fā)面世的情況?！秾崢I(yè)計劃》第三計劃、第四計劃最早分別見于1920年1月號、6月號的《建設》雜志。

在1920年2月《遠東共和》首刊、4月《遠東時報》重刊《實業(yè)計劃》英文原稿之前，孫中山等人勉力維系《建設》月刊的持續(xù)出版，對《實業(yè)計劃》的宣傳而言變得至關重要。此間，朱執(zhí)信更是鼎力支撐孫中山《實業(yè)計劃》中譯工作的核心人物。自1919年6月再次返滬后，朱執(zhí)信跟隨孫中山，從事理論創(chuàng)作，寫了許多文章。胡漢民1932年追憶朱執(zhí)信這段寓滬生活時，如下描述道：

執(zhí)信曾在上海環(huán)龍路四十四號隔壁住過一所小房子，夫人而外，還有三四個小孩，合居一樓一廳。先生做文章時……案上書籍亂疊。先生在亂書叢中、孩子隊（堆）中，看書思想，作文又快又認真，后來沒有一文一字草率，寫字筆筆透到底背。那種精神真是非常人所及。

朱執(zhí)信在翻譯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時，常以國家未來發(fā)展前途為念，故而常感責任重大，全身投入其中。他在1920年2月9日答復許貫三的信函中寫道：“我常常怕我做的文字（指《實業(yè)計劃》譯文，引者按）大（太）艱澀，沒有趣味。如果多幾個人看了我的議論，能夠了解得中國人這個重大責任，那算我的微力還能夠在社會上有一點貢獻了?！?/p>

更為可貴的是，朱執(zhí)信非簡單之文字翻譯，對于孫中山所撰述的內容，亦有自己的思考。在翻譯“第二計畫和第三計畫的前半”的當下，朱執(zhí)信說道：“我以為這兩項計劃里頭，像江陰和下關兩處的浚寬，恐怕是不能免的事。其余大概可以容技術上的修正的。揚子江出口差不多也是非把三個水路塞了兩個去不可。廣州的通路，從前我們在廣東做事的時候，曾經略為調查，大約零丁和第二閂洲的淺處（第二閂洲有石要爆去）非浚深不可，是一般的議論。（海軍將校的話）這幾層都是不可避的事情，所以我們只能望專門工程的人實測以后，有比較用力少的辦法就是了”。

1919年9月自《實業(yè)計劃》第二計劃起始，至1920年7月第四計劃第二部，即《建設》雜志第2卷第6號前的《實業(yè)計劃》中文稿件，可以確認皆為朱執(zhí)信一人所譯。1920年6月下旬，朱執(zhí)信被孫中山再次派赴漳洲，以敦促駐扎該地的粵軍西進討桂，旋又不避艱險前往廣州，聯(lián)絡國民黨舊部和民軍響應討伐桂系軍閥的行動，1920年9月21日在虎門被桂系軍閥亂槍擊殺?！督ㄔO》雜志于1920年7月中斷出版，定與朱執(zhí)信突然殉難有著直接關聯(lián)。是年12月《建設》雜志恢復出版，其第3卷第1號刊發(fā)了《實業(yè)計劃》第四計劃第三部、第四部，但未能繼續(xù)發(fā)表該計劃之第五部、第六部，故而筆者判斷，該篇稿件應該亦是朱執(zhí)信的身后遺稿。

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對“本黨同志設立之言論機關，如《建設》月刊、《星期評論》、《民國日報》以及海外各支分部所辦之日報等”近半年來“大聲疾呼”所起到的宣傳作用，予以肯定。他特別指出，《建設》雜志與《星期評論》并列為黨內“兩大出版物”，“已受社會歡迎”，對 “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蘗，樹眾新事業(yè)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深以為然，認為“功效顯著”。年僅36歲的朱執(zhí)信虎門罹難，孫中山獲悉后極為悲痛，稱其為“革命中的圣人”“最好的同志”，此后多次痛論朱執(zhí)信之死對黨務、國事所造成的影響。

1919年冬至1920年夏，孫中山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實業(yè)計劃》后續(xù)計劃寫作上。1919年10月，在復尹樂田等函中，孫中山自稱“文近專事著述，承囑返粵一節(jié)，實未能如命，尚希諒之”。12月5日，于批陳炯明函中寫道：“關于種種建設事件，俟實業(yè)計劃告竣，再從事其他”。最遲至1920年3月29日，孫中山已完成第三計劃的英文文稿。是日，孫中山致函安得生：“得知您正盡力向您的朋友介紹我的規(guī)劃書，我很欣慰，亦備受鼓舞，隨信附上五份我的第三計劃”。第四計劃的撰述繼而于1920年4月起筆，其“第一部”中文譯稿最早發(fā)表在6月初發(fā)行的《建設》雜志，“第一部、第二部” 英文原稿最早發(fā)表在7月號的《遠東共和》雜志上。

三、結集出版

“篇首”撰畢、寄出后，孫中山再回頭完成《孫文學說》書稿，所以至少在1919年2月，仍不能認定孫中山心中已有《實業(yè)計劃》整書的結構框架，以及未來將之付印出版的計劃。筆者所見，考慮將零散撰述之各個計劃結集成書的最早言論來自宋慶齡。1919年7月底、8月初，宋慶齡致函索克思，寫道：“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歡的方式修訂它，但是請保留這些改寫的內容，因為總有一天我會翻譯整本書，而以書的形式重新付印?！贝诵攀怯煤谏摴P寫于白色卡片上，落款“R. C. Sun”，全信寫完后，宋慶齡又在卡片空白處添寫一句：“另附：當你看完原件后，請把它寄還給我”。可見，在有整書出版的計劃之后，宋慶齡對于孫中山《實業(yè)計劃》草稿原件亦小心保管，恐其提前泄露、流傳。

全書含括什么內容，分列幾個計劃，遲至是年10月10日孫中山心中才有大概，其證明在《中國實業(yè)當如何發(fā)展》一文。如前所述，孫中山《實業(yè)計劃》前四大計劃在逐一發(fā)表過程中并不順利。尤其是關于引入外國資本一節(jié)，對于長期陷入列強侵略壓迫之國人而言，實屬甚為敏感的問題。甚至孫黨內部亦有人有所疑慮，朱執(zhí)信對此并不諱言：“對于孫先生的發(fā)展實業(yè)計劃一段懷疑，差不多我們同志里頭也常有疑心這一點的”。對于外界的種種質疑，孫中山在寫作過程中少有公開一一回應，而是選擇在1919年中華民國國慶節(jié)當日，于上海《民國日報》副刊《星期評論》“紀念號”，單獨撰文一篇，取名《中國實業(yè)當如何發(fā)展》，就書中問題和社會質疑，集中予以回應。

《中國實業(yè)當如何發(fā)展》是孫中山用中文寫成，《星期評論》對此文極為重視，不僅將之放置于“紀念號”第一張，另特將“孫先生手稿”影印一頁插在文中，展示給讀者。與此同時，該文又被《大陸報》（The China Press）“民國八年雙十節(jié)增刊”、《實業(yè)旬報》《中國商業(yè)月報》等滬上報刊轉載，造成更大社會影響。

對于考證《實業(yè)計劃》成書而言，該文價值不在于孫中山如何辯駁外界質疑，而在于可以佐證最遲至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心中已然有了全書的基本結構。他在文章后半段寫道：

此予于《建國方略》中，特先草就《發(fā)展實業(yè)計劃》一門，我有計劃，則我始能用人，而可免為人所用也。此計劃已先后載于《建設》雜志第一二三期中，且將繼續(xù)刊之，以供國人之研究。

予之計劃，首先注重于鐵路道路之建筑；運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設。蓋此皆為實業(yè)之利器，非先有此種交通運輸屯集之利器，則雖全其發(fā)展實業(yè)之要素，而亦無由發(fā)展也。其次則注重于移我墾荒冶鐵煉鋼，蓋農礦二業(yè)，實為其他種種實業(yè)之母也。農礦一興，則凡百事業(yè)由之而興矣。且鋼鐵者，實為一切實業(yè)之體質也。凡觀一國之實業(yè)發(fā)達與否，觀其鋼鐵出產之多少可知也。

以《實業(yè)計劃》主體內容對照可知，第一至第四計劃即孫中山首先所注重的“發(fā)展實業(yè)之要素”——鐵路道路、運河水道、商港市街之種種建設；第五、第六計劃則對應的是“其他種種實業(yè)之母”的“農礦二業(yè)”。

實際寫作中，第六計劃重視礦業(yè)乃一以貫之，但在第五計劃中，孫中山已經不滿足于只撰述“農業(yè)”一節(jié)，擴而提出“工業(yè)本部”（the main group of industry）之概念，認為“工業(yè)本部者，乃以個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適所由得”，坦言在近世社會“生活之物質原件共有五種，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故而列出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工業(yè)5條子目錄，一一論述。這說明1919年底至1920年的后續(xù)寫作過程中，孫中山仍在不斷調整《實業(yè)計劃》的主體內容。另需特別注意的是，孫中山對于印刷工業(yè)有著異乎常人的重視，將之與社會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并列。此中原由，概與孫中山個人言論在1917年至1920年間出版過程中常常遭遇“拒印”的窘迫現(xiàn)狀密切相關?！稌h通則》《孫文學說》的出版之困、《實業(yè)計劃》四大計劃的發(fā)表之難，讓孫中山“深感現(xiàn)在之痛苦”，亦“預測將來之需要”，因此決心從速設立一大印刷機關。

1920年初，孫中山開始著手創(chuàng)立自己的印刷機關，用以負責將來《實業(yè)計劃》整書出版事宜。他希冀借助海外國民黨同志的力量，擬定資本50萬元，分為5萬股，以“愛國儲金”為名集資，“以吾黨同志熱心所集之儲金，擇一最為有裨于黨、有益于國之事而舉辦之”，“創(chuàng)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1月29日，孫中山發(fā)布《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言明理由：“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雖然吾黨已有《建設》雜志、《星期評論》兩大出版物，但“尚自慊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我國印刷機關，惟商務印書館號稱宏大，而其在營業(yè)上有壟斷性質，固無論矣，且為?；庶h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庶h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不特此也，又且壓抑新出版物，凡屬吾黨印刷之件，及外界與新思想有關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受該書館所抑阻，四望全國，別無他處大印刷機關，以致吾黨近日有絕大計劃之著作（即《實業(yè)計劃》，引者按），并各同志最合價值之撰述，皆不能盡行出版”；繼而，孫中山比對中日兩國印刷業(yè)情形，認為營業(yè)出版機構“必可獲利”，“從速設立一大印刷機關，誠不可謂非急務矣”；最后，孫中山明確表示“此印刷機關絕對不招外股，實以吾黨精神貫注之”，“此而能舉，則革命之成功，必可操券”。

孫中山欲為上海設立一大出版機構的設想未能立即實現(xiàn)?；I備民智書局的工作千頭萬緒，費時長達兩年之久，最終是在胡漢民老友、“海外黨部代表”林煥廷的發(fā)起努力下，配合以海內外同志的捐款贊助，于上海棋盤街設立發(fā)行所，另設辦事處于環(huán)龍路44號兼理店務，設印刷所于塘山路（今唐山路），于1922年2月12日才正式開張，書局業(yè)務直到1923年才“漸見發(fā)達”。主要“刊印黨國名人著作，如孫中山、戴傳賢、邵元沖、鄒魯、胡漢民、朱執(zhí)信、廖仲愷、沈玄廬等之著作”，另“提倡世界語最早”，出版《文藝辭典》《社會問題辭典》等書最早。而《實業(yè)計劃》一書在1920年9月21日之前就已寫完。

《實業(yè)計劃》英文原稿脫稿日期，學界眾說紛紜。治學嚴謹之前人學者，在無更多史料前提下，皆以序言落筆日期為參考，認為孫中山在1920年7月20日即已完成書稿。但是，序言撰畢并不意味著全書已然完成。此種情形在《孫文學說》一書中曾經上演，《 實業(yè)計劃》亦有相似情況。1920年9月15日，索克思致函孫中山，為《遠東共和》雜志索要《實業(yè)計劃》更多稿件，予以刊發(fā)。索克思是架設在《遠東共和》雜志與孫中山之間的橋梁人物，他將該雜志出版發(fā)行的情況介紹給孫中山和宋慶齡，而孫中山也很樂意自己的《實業(yè)計劃》能在美國發(fā)表，為其擴大影響。9月21日，“Lin Li-yen”代孫中山給索克思的復函中，寫道“本月15日來函收悉，孫中山先生指示我通知你，他《實業(yè)計劃》 的最后一部分仍在出版社付印過程中。書一旦拿到，他就寄給你”。筆者按圖索驥，翻閱《運動共和》雜志1920年7月至9月連載之《實業(yè)計劃》，內容為“第四計劃”之“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五部、第六部”，獨缺“第四部 擴張西北鐵路系統(tǒng)”內容，此后《遠東共和》再也沒有刊登《實業(yè)計劃》的后續(xù)內容。綜上所述，筆者有以下兩點判斷：其一，1920年9月15日之前，索克思從孫中山處拿到的《實業(yè)計劃》英文稿件僅為第一計劃至第四計劃之大部（缺“第四部”）。因為1920年大多時間里，索克思與孫中山同時寓居上海，且往來密切。例如，8月8日，宋慶齡邀請索克思次日與孫博士一起午餐。8月18日，索克思又與湯節(jié)之共同赴上海孫宅與孫中山、宋慶齡一起晚飯。若早有成稿，孫中山沒有理由不與索克思繼續(xù)分享，予以完善。故而僅剩下一種可能，即《實業(yè)計劃》后半部分（即第四計劃“第四部”第五計劃、第六計劃及全書結論）是在短期內（即1920年8、9月間）寫就的，無暇再交與索克思修訂；其二，最晚至9月21日，《實業(yè)計劃》全書已經脫稿，并交付出版社印刷。孫中山復函索克思時并未繼續(xù)提供稿件，說明在與出版社簽訂付印合同后，此時孫中山已不希望將書中各個計劃“登載各報、各雜志” 先行流傳，而是致力于盡早結集成書，以求更大影響。以上判斷還可解釋為何無論英文之《遠東時報》《遠東共和》，中文之《建設》雜志、上?！睹駠請蟆?，各報、各雜志僅有前四大計劃的刊登，卻皆無第五、第六計劃和全書結論的連載。

國民黨人自設之出版機構遲遲不能成立，《實業(yè)計劃》一書卻早已脫稿，孫中山不得不再次尋求中國商業(yè)印書機構為之出版。最終，《實業(yè)計劃》英文初版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印刷、發(fā)行的（后文簡稱“商務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正是張元濟主政時期。孫中山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先前交惡，《會議通則》《孫文學說》皆告流產。為“拒不代印”《孫文學說》，1919年9月間，張元濟冒著吃官司的風險，寧愿認付《申報》《新聞報》“約一百八十元之譜”所謂的“告白費”損失，也不愿意出版孫中山的《孫文學說》。何以在一年后，商務印書館就愿意付印孫中山的《實業(yè)計劃》？孫中山一方，既然已經破口大罵商務印書館為“壟斷”機構，為“保皇黨之余孽所把持”，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保皇黨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為何仍愿意將自己無比珍視的《實業(yè)計劃》委托商務印書館出版？筆者認為，孫中山一方仍未有自設之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乃是彼時中國最大之書商，具有最強的發(fā)行能力，是雙方可以化敵為友的前提條件。首先，孫中山抨擊商務印書館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彼時屬于“黨內通信”，當時未必為商務印書館同人所知悉；其次，孫中山與張元濟原本無個人恩怨，前二書出版無果之交涉皆由代表出面。兩人曾有的一次直接通信中，張元濟1920年9月26日致函孫中山亦對退回《孫文學說》書稿的事由予以解釋，認為此舉并非針對孫中山個人，而是迫于政治壓力，“在商言商”。對此解釋，孫中山雖然并不滿意，但仍保持風度，未有采取進一步報復性動作。所謂對峙公堂、登報告白之事皆未實際發(fā)生，為雙方關系轉圜留有余地；再者，雙方有共同朋友可為之緩頰?？赡苷{和矛盾之人如胡適。商務印書館此時正極力希冀將之從北京大學調出，招致麾下，而胡適非常欣賞孫中山的《實業(yè)計劃》，他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法……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他在評論《建設》雜志創(chuàng)立時說“在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最可使人滿意的事”。另有如蔣夢麟、余日章、顧子仁等人，這群曾深度參與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撰寫工作的知識人，同時又與商務印書館保持極為密切的關系。蔣夢麟自美歸國的第一份工作在商務印刷館編譯所，與孫中山、張元濟皆有深厚私誼。《 實業(yè)計劃》英文序言孫中山所致謝之人，余日章僅位列蔣夢麟之后，同時他也是商務印書館編譯工作所長期依托的重要作者。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中，孫中山將前一英文序言的最后一句：“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Mr. T. Z. Koo, who has undertaken to see the book through the press for me”（“尤蒙顧子仁先生之厚誼，成書付印時為余奔波照料，殊為感激”）刪除。由此可見，顧子仁在孫中山《實業(yè)計劃》1920年付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過程中做了極多工作，以溝通雙方，故而孫中山有此感言。孫中山并未解釋為何將此句于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中刪除，概與顧子仁后來在政治、宗教立場上未與孫中山保持一致，兩人關系急轉直下有關。孫中山與商務印書館兩者關系錯綜復雜，之所以能不計前嫌、重修于好，其歷史成因仍待方家進一步考證。

“商務版”《實業(yè)計劃》的出版信息極為簡略，僅有一句“SHANGHAI: Prin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20”（“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年”，筆者譯），以故前人論述皆不疑《實業(yè)計劃》為1920年發(fā)行面市。然而，索克思與孫中山通信中表明，他是于1921年3月15日才收到孫中山自廣東寄來上海的50本《實業(yè)計劃》。以彼時中國之物流速度，若孫中山第一時間（鑒于雙方關系，極有可能如此）將《實業(yè)計劃》寄給索克思，可知孫中山本人在1921年初才從商務印書館處拿到《實業(yè)計劃》的成書。此非孤證，1924年6月12日，孫中山致美國企業(yè)家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函中，回憶《實業(yè)計劃》出版情形時說：“這項計劃見于我的《實業(yè)計劃》一書，該書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一九二二年在紐約由普特曼公司出版。”《北華捷報》再刊《字林西報》1921年6月7日一篇書評中，開篇也寫道：“我們剛剛收到一本最近發(fā)表的，由孫逸仙所寫的，名為《實業(yè)計劃》的書”。1924年6月距離該書在上海出版僅3年有余；字林報館亦在上海，距離商務印書館移步即達，兩處史料中孫中山皆是自己肯定“商務版”《實業(yè)計劃》于1921年出版。因此，筆者認為《實業(yè)計劃》英文初版雖然寫明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20年付印，而真正面市時間有晚于字面信息（實為1921年初）之極大可能。

“商務版”《實業(yè)計劃》無任何設計美感可言，印制亦非常粗糙，孫中山對于英文初版很不滿意。在剛拿到成書不久，1921年4月2日，他就寫信給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除了“奉上甫經出版之近作——《中國的國際開發(fā)》（即《實業(yè)計劃》，引者按），借以向先生及夫人聊表感謝與敬愛之情”外，函中內容主要表達了他對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實業(yè)計劃》的不滿。他認為“此書及所用地圖，均有若干錯誤”，書中前面沒有目錄，后面沒有索引，而且文字排版行數(shù)太過緊密，以致書看起來很薄、分量很輕。為此，他請求康德黎給予協(xié)助，“將此書在英國發(fā)行”。孫中山不希望重蹈覆轍，對于《實業(yè)計劃》的英國再版要求非常細致，他希望康德黎能夠攜帶自己的函件與該書，親往請求，“極希望柯爾遜爵士為此書寫一序言”；再請康德黎明確要求未來的英國書商“為此書編一目錄表及索引”，希望文稿排版為“每頁僅印三十行，以便增加頁數(shù)與厚度”。為求《實業(yè)計劃》在英國能夠再次出版，孫中山表示“愿將英文本版權，給予接納此書之任何商人”，為了防止英國書商中“無人接納”，他甚至愿意自費出版，并表示將對書稿文字再做修訂。

不僅在英國求人用力，為求更多讀者、更大影響，孫中山當即還下定決心要將《實業(yè)計劃》同時尋一家美國書商交付再版。甚至早在1921年4月25日，孫中山即為此時仍無法確認再版時間的《實業(yè)計劃》又寫好一篇序言，由此亦可見孫中山欲再版《實業(yè)計劃》英文版之決心。

康德黎于6月26日復函孫中山，表示當前《實業(yè)計劃》“在英國發(fā)行事”非常困難，并告知他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柯爾遜（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也已明確回復自己，不愿意為該書撰寫序言。孫中山8月12日復函康德黎，對該書目前在英國無法發(fā)行之情形表示理解，但表示自己并未放棄，“將等待較佳之機會”。而對柯爾遜認為自己想利用他的政治聲望，故而拒絕寫序一節(jié)，孫中山反駁道：“余深信，如果希望中國及全世界民眾，能早日運用中國無數(shù)之資源而不再延誤，則余書中所擬之發(fā)展方針，實為正確之途徑。余希望國際政策之制定者，或對此巨大政策有影響力之人士，能同意此種觀點，能以產生必要之推動力量，傳播余之構想，以利計劃之實施與完成。余之所以希望柯爾遜爵士向英國大眾介紹此書，此乃唯一之原因。”對柯爾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孫中山表示不屑。

1921年底，孫中山終于尋到一家英國出版商——Hutchinson & Co. ltd.（哈欽森公司，筆者譯）愿意再版《實業(yè)計劃》（后文簡稱“哈欽森版”）。哈欽森公司1887年由喬治·哈欽森爵士（George Hutchinson, 1857-1931）于英都倫敦創(chuàng)立，后由其子沃爾特·哈欽森（Walter Hutchinson, 1887-1950）接管經營，主營書籍出版與雜志發(fā)行。哈欽森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出版了英國小說家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 1867-1940）的 “鬼故事”（spook stories）系列小說被廣為人知。該公司在再版《實業(yè)計劃》時，完全尊重了孫中山的意見，為書編列了目錄，為圖編了索引，甚至排版亦以每頁30行為準，全書也達到了265頁之多，遠超“商務版”正文的165頁。

事與愿違，“哈欽森版”《實業(yè)計劃》的發(fā)行情況相較“商務版”更為糟糕。據(jù)筆者所見，當今世上僅有一本存放在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圖書館中。是書前插一頁，寫有“英文建國方略，此書限于中山大學教科之用非賣品”，又可說明它曾歷經英國至中國、最終到美國的全球之旅；另有一本存目于大英圖書館中，但尋遍該館倉庫，所藏之僅為1928年第2版，而非1921年初版。因為英國書商發(fā)行不力，該書存世極少，以故罕為人知。美國學者韋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在《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將“哈欽森版”與“商務版”混為一談，誤認為孫中山1921年4月25日的序言是為了“192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版本。更多學者甚至不知曉有“哈欽森版”《實業(yè)計劃》存世。

雖然存世極少，哈欽森公司的確曾在1921年出版過《實業(yè)計劃》英文版。孫科1928年為“哈欽森”《實業(yè)計劃》再版序言中，明確寫道：“在1921年，我的父親——已故的國父孫逸仙博士，撰寫了《實業(yè)計劃》一書。書中他的設想是，中國應引入國際資本幫助發(fā)展鐵路、高速公路、水利與灌溉工程，建設新的港口與現(xiàn)代化的城市，打造基礎工業(yè)和公用設施?！比魺o初版，何談再版？孫科序言亦可佐證這一史實。

較之英國情形，美國費時雖久，卻有更好結果。1922年，總部位于美國紐約的G. P. Putnam ’ s Sons（普特曼公司）愿意為孫中山再版《實業(yè)計劃》（后文簡稱“普特曼版”）。普特曼公司成立于1838年，是一家享有聲譽的大型書商，1841年在倫敦設立分公司，成為美國首家能在英國取得如此業(yè)績的出版機構。子承父業(yè)后，公司改為此名。1874年，公司又在紐約市設立印刷廠，后將印刷業(yè)務分離，單獨成立一家分公司，名為the Knickerbocker Press（尼克伯克出版社，筆者譯），1889年再建尼克伯克出版社大樓，并遷入此處辦公。1930年，隨著喬治·H. 普特曼（George Haven Putnam,1844-1930）的去世，公司的所有權經歷了多次變更。普特曼公司1996年與企鵝集團（Penguin Group）合并，2013年最終歸于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與英國哈欽森公司殊途同歸，成為兩家公司共同出版《實業(yè)計劃》英文版外的又一個歷史巧合。

普特曼公司再版孫中山《實業(yè)計劃》時，重新設計封面，重新排版文稿，使得呈現(xiàn)方式更為合理，并在封內頁寫有“With 16 Maps in the Text and a Folding Map at end”（“書中有16個地圖，書后并有一幅折疊地圖”，筆者譯）一句，為招攬更多讀者作出不少技術處理。最為可貴的是，普特曼公司擁有強大的發(fā)行能力，這使得“普特曼版”《實業(yè)計劃》成為后世最廣為人知的版本。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所保存之孫中山藏書中僅有“普特曼版”《實業(yè)計劃》，由此可見孫中山、宋慶齡也是最為滿意該版成書的。

在“普特曼版”再版之后，截至孫中山逝世，《實業(yè)計劃》英文版再無其他書商付印、發(fā)行。

與《實業(yè)計劃》英文版在英、美兩國一再出版同時推進的是，曾經一度中斷的英文書稿的漢譯工作。由于朱執(zhí)信的突然離世，孫中山找來《建設》雜志社另外兩人：林云陔、馬君武，共同翻譯后續(xù)的英文稿件。據(jù)孫中山介紹，《實業(yè)計劃》第四計劃之一少部分、第六計劃和結論部分是由林云陔所譯；而第五計劃是由馬君武負責的。《實業(yè)計劃》中文譯稿之完成，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朱執(zhí)信為核心人物，廖仲愷只是在朱氏無法兼顧情形下中間穿插譯有一章；第二階段則是林云陔、馬君武分工合作，并行推進，以求速成。林云陔、馬君武與朱執(zhí)信、廖仲愷一起，被孫中山“特此志之”于1921年10月10日所寫中文序言之最末一段。

1921年6月30日，已是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tǒng)的孫中山在廣東省第五次教育大會閉幕式發(fā)表演說時，謂改造中國之方法他已早有預備：“余于三年前曾發(fā)行一書曰《孫文學說》，先改造中國人心理。昨年發(fā)行《中國實業(yè)計劃》一書，謀改造中國物質，與工商之業(yè)。蓋中國寶藏至富，甲于世界，開發(fā)振興，中國必強。此書為英文本，風行歐美，彼方專門學者，皆許以為可行?，F(xiàn)在廣東翻印中文本，不日可出版。”

1921年12月，《廣東省教育會雜志》刊出一則廣告：

《建國方略》，孫大總統(tǒng)著。

是書乃孫大總統(tǒng)外考東西各國建設方略，內審中國政治地理社會情形，竭數(shù)十年心力，改造中國之偉大計劃。著述成書，內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建設四卷。其心理建設、社會建設二卷曾經各省翻印多版，風行天下，而物質建設一卷，茲復告成，并將前出二卷重加修訂，分訂四冊，并附中國鐵路全圖一張。留心國事、改造國家者不可不速購一部，以資研究。至國家一卷，將次出版，特并奉聞。

全部三卷，分四冊，附中國鐵路全圖一張，定價銀二元五毫正。

總發(fā)行所：廣州市長堤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

分售處：廣州市各大書坊。

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啟

 《廣東省教育會雜志》為月刊，自第1卷第6號至第2卷第3號，即1921年12月至1922年3月，連續(xù)刊登了相同的售書廣告。

如前述，1921年10月民智書局并未成立，故“《實業(yè)計劃》中文初版于是時由民智書局出版”一說，有?；臼穼?。筆者認為，《實業(yè)計劃》中文初版并非單獨發(fā)行，而是與1917年出版之《會議通則》、1919年出版之《孫文學說》，匯集成《建國方略》三卷，分訂為四冊，一同面市。《孫文學說》《實業(yè)計劃》《會議通則》皆被隱去原書名，分別冠以“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依次排序，由此可見，中文初版之《建國方略》已與今日所見該書基本無異。因為中國國民黨此時尚無正式出版社創(chuàng)立，以故，《實業(yè)計劃》中文初版分為上、下兩冊，作為《建國方略》三卷之第二卷，最遲至1921年12月由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代為發(fā)行。

1922年2月12日，民智書局在上海正式設立發(fā)行所后，是年6月即再版《建國方略》，翌年3月又印第3版，后更是多次重新出版該書。筆者對比查證上海民智書局刊登在上?！睹駠請蟆飞系摹督▏铰浴吩侔鎻V告，其內容與《廣東省教育會雜志》之售書廣告內容如出一轍，另有明確寫道：“前三卷初版數(shù)萬部，前在廣州印行，不數(shù)日完全售罄”。因此，筆者雖未見是書遺世，《實業(yè)計劃》中文初版1921年底印行于廣州，仍可確認無疑。

余論

孫中山自信為“先知先覺者”。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上失勢，孫中山表面上不問政事，實則時刻關注世界格局的變化與中國發(fā)展的走向。著書立說是他團結同志、啟蒙國民，以保持影響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孫中山1918年12月23日自言道：“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學力盡萃于斯……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币虼?，二次革命中遭通緝，流亡回國，有《會議通則》；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后，避居滬上，再有《孫文學說》，繼之有《實業(yè)計劃》，《建國方略》遂成。

不同于《會議通則》《孫文學說》的言說對象主要是國人、用中文寫作，《實業(yè)計劃》是一項旨在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世界資本如何走向、中國實業(yè)如何發(fā)展的“利用此絕無僅有之機會，以謀世界永久和平之實現(xiàn)”的戰(zhàn)略文本，言說對象率先在列強諸國，尤寄望于此時崛起之美國，故用英文寫作。與此同時，延續(xù)《孫文學說》撰寫之初心，迫切希望中國最廣大之民眾能了解他“革命之建設”的真諦，再譯為中文，主要借助國民黨人自籌自辦之報紙期刊與出版機關，傳播周知。

《實業(yè)計劃》成書歷程中先刊之章節(jié)與中、英文4版成書對比來看，孫中山對規(guī)劃文本之科學性與操作性極為注意。1918年11月，孫中山在撰寫《實業(yè)計劃》“篇首”時，鐵路、石馬路、運河、治河等“交通之開發(fā)”是安排在“商港之開辟”之前，被孫本人所首先考慮的；短短半年后，1919年4月撰述“第一計劃”時，于華北中國沿海地區(qū)建設一個如紐約港的北方大港，顯然已取代“交通之開放”，成為排在首位的規(guī)劃內容。這表明，孫中山在《實業(yè)計劃》撰述初期即在規(guī)劃方向作了相當程度上的修訂。已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修訂，但草率地將孫中山的這一改變歸因于出身職業(yè)工程師的威瑟姆一篇文章的影響，這顯然是高估了威瑟姆的個人魅力。能夠促成這一轉變的，筆者認為只有可能是芮恩施。而孫中山之所以愿意做出修訂，與芮恩施美國駐華公使的身份密切相關，畢竟實踐之可能仍是孫中山彼時考量的首要因素。另外，“篇首”撰寫時，孫中山對中國如何“開一新市場，既以銷其自產之貨，又能銷外國所產，兩不相妨”，依序開列有十大規(guī)劃方向，而將之與成書后六大計劃前后對照，規(guī)劃順序有很大不同、內容亦有不少差異，可見孫中山并未固執(zhí)己見，而是根據(jù)各方反饋，不斷調整《實業(yè)計劃》的撰述內容。

孫中山對《實業(yè)計劃》特別珍視，另可體現(xiàn)在文字修訂方面。孫中山并非將之前《遠東時報》《遠東共和》陸續(xù)發(fā)表之英文稿件原封不動移至書中?！捌住币晃?，筆者將《遠東時報》與上海商務印書館英文初版比對發(fā)現(xiàn)，文章總體大意不變，然而前后修訂多達30余處。修訂主要是改正先前的表述錯誤和文法語病，以求英文表達更為精確。以一處改動較大者舉例，《遠東時報》所載第三段首句為“if this twenty-one billions and nine hundred millions of dollars of annual trade finds no place in the post-bellum readjustment, then it has to cease and the capitals invested in its production will have to go to the scrap heap.”（“如當整理戰(zhàn)后工業(yè)之際，無處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之貿易，則其工業(yè)必停，而投于是之資本乃等于虛擲”，朱執(zhí)信譯）；“商務版”《實業(yè)計劃》書中改為“If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war industries can find no place in the post-bellum readjustment, then they will be a pure economic waste.”（“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停戰(zhàn)后，價值數(shù)十億美元的軍工業(yè)無處消納，若如是，則將為純粹之經濟浪費”，筆者譯）。孫中山在此處修訂中，不僅通過詞語替換、文法精進，使得行文更為簡潔，更將描述對象由泛泛而談的“年度貿易”精確指示為“軍工業(yè)”，又將貌似準確、卻無實據(jù)的“二百一十九萬萬”價值虛化表達為“數(shù)十億美元”，以求表達更為準確。“商務版”《實業(yè)計劃》較之更為晚近的《遠東共和》文稿亦有不少修訂，如“篇首”文中的“prove”改為“Culminate”，將同一句話中的“I am sure”由文末前移至句首。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所保存之孫中山藏書中有上海民智書局《建國方略》第2版，孫中山對1922年此版成書的文字仍有多處修訂。即便再版多次，遣詞造句一改再改，可知孫中山對于《實業(yè)計劃》抱持著極為認真的態(tài)度，孜孜以求文章至臻的境界。

之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實業(yè)計劃》立意甚高，孫中山認為提出此舉可“消納”西方強國因為歐戰(zhàn)停歇而生成的生產力過剩問題，通過“國際共助中國之發(fā)展，以免將來之貿易戰(zhàn)爭”，如此一來，“將來戰(zhàn)爭之最大原因，庶可從根本絕去矣”。全書脫稿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已經結束接近兩年。他仍認為當今世界三大問題，“即國際戰(zhàn)爭、商業(yè)戰(zhàn)爭與階級戰(zhàn)爭”，可“在此國際發(fā)展實業(yè)計劃中”中一起解決。《實業(yè)計劃》氣魄、格局之大，相較之下，同一時期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之“國際同盟”倡議亦等而下之。

然而《實業(yè)計劃》文稿發(fā)表卻歷經挫折、一路坎坷?！秾崢I(yè)計劃》從無到有、集腋成裘的成書歷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起筆成篇為獨立之時段?！捌住睂懗勺钤?，孫中山投石問路，寄送給各國政要與國際友人。各國反應冷熱不均，他主要得到了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積極響應與實際支持。孫中山受到鼓勵，因而決定完成計劃書之后續(xù)撰述?！捌住敝凶g文稿由朱執(zhí)信執(zhí)筆，在汪精衛(wèi)、葉楚傖、李亞等人的協(xié)助下，中、英文稿件在滬上各大報刊皆有刊登。孫中山之新說在國內造成短期而熱烈的輿論氛圍，然而媒體之喧鬧如煙花易逝，并無改變時局之實際影響；第二是計劃書連載發(fā)表的階段。孫中山在蔣夢麟、余日章、朱友漁、顧子仁、李耀邦、宋慶齡、索克思等人的幫助下，逐一完成各大計劃書。孫中山撰述《實業(yè)計劃》期間，巴黎和會之“山東問題”導致了五四運動爆發(fā)，系一大轉折事件。在國內民族主義之日漸高漲的大背景下，《實業(yè)計劃》愈發(fā)顯得不合時宜。雖然孫中山心中不為所動，仍筆耕不輟，但在《遠東時報》中斷連載后，除《建設》、上?！睹駠請蟆返赛h報黨刊外，社會輿論中已極少見《實業(yè)計劃》之討論文字；最后階段是全書脫稿、結集出版。為如期順利出版《實業(yè)計劃》，孫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提出從速在上海設一英文雜志和一大印刷機關的黨內號召。世事難為，不遂人愿，英文雜志與出版社在短期內皆未獲成功建設，而未幾書稿已成。孫中山為求得一本滿意成書，國內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繼于全球范圍，盡己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付印，最終留存于世有1920年“商務版”、1921年“哈欽森版”、1922年“普特曼版”3種版本的英文本和1921年底在“粵京”廣州首發(fā)的《建國方略》三卷四冊一部中文初版，以及1922年6月后由上海民智書局多次再版的中文版。

《實業(yè)計劃》撰述之先后次序：最早單獨成篇者為“篇首”一文；次之為第一至第六計劃，以及結論部分；又次之為1920年7月20日英文序言；繼而是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最后是《實業(yè)計劃》中文版“自序”。自1918年11月11日起筆成篇，至1921年10月10日中文版“自序”撰畢，孫中山為著述此書共計花費約三年光陰；若以“普特曼版”1922年10月的最終面市日期論，耗時更久，將近四年，《實業(yè)計劃》無疑是孫中山一生所有文字中用時最久之作。1918至1922年間《實業(yè)計劃》成書之艱難，亦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孫中山的思想并不被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很多人所理解和接受。

《實業(yè)計劃》立意之高與發(fā)表之難，既形成鮮明的反差，又達成自洽的邏輯。書中結論部分，孫中山寫道“為和平而利用吾筆作此計劃，其效力當比吾利用兵器以推翻滿清為更大也”。他甚至認為，該書的重要性，較之自己推翻清朝、首創(chuàng)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所起到的歷史功績更大。由此可知，《實業(yè)計劃》在孫中山心中的地位極為重要、一時無二。以故，雖然困難重重，孫中山仍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即便在主持北伐、政務纏身之際，仍不忘為該書之出版耗費許多心力，亦甚切合孫中山先生人格中“吾志所向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厲）”的一面。

（本文首發(fā)于《學術月刊》2021年第3期。）